簋是古代用以盛食物的器具。西周时，簋和鼎配合使用，是标志贵族等级的器物。簋多以偶数出现，并有一套完整的使用制度。据文献记载，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大夫用四簋、士用二簋。用青铜制成的簋，主要用于祭祀。

    琱生簋是西周宣王早期的器物，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与审计有关的最早的文物，它包括两件青铜簋，即五年琱生簋和六年琱生簋。五年琱生簋现收藏于美国耶鲁大学博物馆。六年琱生簋1959年由张少铭先生捐赠，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此簋通高二十二点二厘米，口径二十一点九厘米，以饕餮纹为主要纹饰。器内有铭文十一行，一百零三字。琱生簋完整地记述了当时（西周宣王五年至六年时）琱生在一次关于其父亲偷税漏税的案子中，为了赢得官司，求得同宗召伯虎的庇护，向多人行贿并最终胜诉的事件。所以，琱生簋不仅是精美的青铜艺术品，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税收、土地、审计制度尤为重要。本文将就其铭文记载对西周宣王早期的税收和审计制度进行分析，期望能抛砖引玉。

    五年琱生簋的铭文为：隹（唯）五年正月己丑，琱生又（佑）事，（召）来合事，余（献妇）氏（以）壶，告曰：（以）君氏令曰，余老止公，（仆庸）土田多뷭，弋白（伯）氏从（许），公（宕）其参（叄），女（汝则宕）其贰，公（宕）其贰，女（汝则宕）其一，余（惠）于君氏大章（璋），报（妇）氏帛束、璜，白（召伯）虎曰：余既（讯），我考我母令，余弗（敢乱），余或至（致）我考我母令，琱（周）生堇（则觐）圭。其大意为：周宣王五年正月己丑日，琱生说案子，召伯虎来主审，琱生给召伯虎的母亲送了把壶，托宗族长发宗族令给召伯虎，以为琱生说情。宗族令说：琱生的父亲止公，仆人懒惰、田地贫瘠，如果大家交三成税，他就交两成；如果大家交两成税，他就交一成。琱生给给宗族长送了个大璋，同时送给召伯虎的母亲帛、束、璜，以示报答。召伯虎说：我既然知道了母亲大人的意思，我会按母亲大人的命令办理，但我也不敢违抗制度，我可能会按母亲大人的命令办理。琱生给召伯虎进献了圭。

    六年琱生簋的铭文为：唯六年四月甲子，王在蒡。召伯虎告曰：余告庆，曰公厥廪贝，用狱讼为白，有祗有成。亦我考幽伯幽姜令。余告庆，余以邑讯有司，余典勿敢封。今余既讯有司，曰矦（惟）令。今余既一名典献。伯氏则报壁。琱生对扬朕宗其君休，用作朕烈祖召公尝簋，其万年子孙宝用，享于宗。其大意为：周宣王六年四月甲子日，周王重臣召伯虎告诉琱生说：我告诉你，成功了，可喜可贺。你拿出一些钱支付狱讼的一些支出就可以了。召伯虎我可给你出大力气了，这也是我按照幽伯幽姜命令办事，他们也给你出了大力气。我告诉你，成功了，可喜可贺。我已经给有司发邑函了，但（有司尚未回复），我手上的案卷尚未封存。今天我又问有司（怎么样了），有司说，就按照侯的命令执行吧。今天，召伯虎我就做一回典献，（来告诉你结果）。琱生用璧回报了召伯虎，（以示感激）。琱生对着祖宗的牌位祭祀和宣德，希望其祖宗召伯继续保佑其子孙万世。

    从五年琱生簋和六年琱生簋的铭文中可以看出，西周宣王早期时，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税收制度，而且可以合理推断出，同时期也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审计制度。

    从税收制度上看，根据琱生簋的铭文的记载，其农业税实行的是实物税，在征收办法上实行从量比例征收，即根据土地物产按照三成至一成的比例征收。税率有三成（即30%）、两成（即20%）、一成（即10%）三个档次。其中，前两个档次为正常税率。正常税率存在两个档次的原因，铭文中没有记载，但可以合理推断出是因为土地有贫瘠与丰饶之分，所以丰饶的土地按出产物的三成征税，贫瘠的土地按两成征税。同时，从琱生簋的铭文记载中可以清楚地发现，税收优惠政策也在执行，例如铭文中记载的琱生的父亲因为行贿而获准执行的三成变为两成、或两成便为一成的税率。比较后可以看出，西周宣王早期时的税收体制与今天的税收体制非常接近，真是令人惊叹。

    从审计制度上看，铭文虽然没有记载事件的起因，但根据其他史料，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西周晚期，王室逐渐走向衰微，诸侯逐渐强大并挑战王室权威，表现之一就是偷逃王室税款（实物）。宣王时，励精图治，采取了许多加强管理的措施（史称周室中兴），其中之一就是税收核查。琱生的父亲应该就是在税收核查中被发现的大量偷逃王室税款（实物）的人物之一。事情闹大后，琱生为了宗族利益，到处托关系，并用贵重的物品（如壶、璜、大璋、玉壁等）向多人行贿，终于不但免了牢狱之灾，而且还保住了其优惠税率，可谓获利（减损）颇丰，这才使琱生得以铸五年琱生簋和六年琱生簋祭告祖先，我们也才有了了解将近3000年前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机会。（李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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