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现代性与审计理性
吴 边(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办 )
【发布时间:2009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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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从人类的发展进化史来看,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主要有两件:一是人类社会从野蛮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从氏族的、部落的历史进入阶级的、国家的历史;第二件是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人类历史从宗法的、区域的历史逐渐向全球的以及包括生态要求的历史时期转变。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程来看,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最迅速、最激烈的阶段,往往会出现利益冲突、价值缺失、道德错位、行为失范、生存异化等无序现象。
    中国属于“后生外源型现代化”,是一种“赶超型”现代化。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形式多样化,社会利益结构和人民内部利益矛盾不断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利益结构间的不同步性和不均衡性日益明显,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复杂。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也越来越明显,使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各种困难和风险。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审计活动是一个理性思维的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审计理性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审计的思维方式、思考内容、价值判断等的综合表述。现代化与现代性体现了不同的思维取向,在其引领下的审计理性具有不同的内涵。本文借助黑格尔的精神分析,以理性为切入点,通过梳理现代化与现代性,提出审计理性的发展应对现代性充分反思,实现从前理性到成熟理性的转变,进而从制度层面的关注逐步走向价值层面的思考。
    一、现代化与现代性的界定。
    “现代”、“现代性”、“现代化”,是环绕“现代”概念的三个重要的词汇。“现代性”发源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从17世纪流行,其概念在18、19世纪之交基本形成。现代性的核心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言的“祛魅”的过程,是摆脱愚味、迷信、专制,而追求理性、科学、自由的过程。而“现代化”一词则出现得更晚,大致确立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狭义上讲,它更侧重经济和物质层面。
    (一)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这个概念是用来概括人类近期进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的动态的新名词。各种学科对现代化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使“现代化”成为一个涵盖性广泛的概念。虽然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也有一定的共识:“现代化”的实质,归根结底是以生产力的发达,即达到高度社会化、工业化水平的生产力为根基,实现社会自身全面协调和综合平衡的一个必然性的历史进步过程,其内涵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并不断创新的,是一个动态的国际化过程,其目的是综合国力的强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总之,现代化既是一个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特定时代的概念,又是在这一时代具有普遍性,反映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性概念。
    (二)什么是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伴随现代化进程的始终。归纳各学派对现代性的阐述,所谓现代性,是理性从中世纪末到启蒙时期孕育出来的时代精神,这精神在继续发展中形成为有普世性的具体形态,这主要是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法治精神和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它既是对现代社会性质和特征的认知,又是对现代化历史成果和结果的反思与审视,更是一种对待现代社会的态度与理念,它潜移默化地引导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
    二、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深层矛盾在于理性的结构、功能与发展阶段。
    现代化与现代性到发源于理性,在内涵上具有同一关联性和差异性。现代化是能用指标去衡量的各项社会状况,是物质性和社会性的事物。现代化的直接动力主要来自于个人、集团、民族、国家对利益、势力、实力的追求。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才与理性有精神的间接同一性。现代性的动力是从思想、信念、理念中获得的,本来就是一种精神状态,因此与理性有着直接的精神同一。
    现代化与现代性在理性的关联中更为深层的矛盾和差别是在于理性的发展过程和理性自身的结构与功能中。
    康德认为:“通过我们被对象刺激的方式获得表象的能力(感受性)叫做感性。因此,借助于感性,对象被给予我们,而且惟有感性才给我们提供直观;但直观通过知性被思维,从知性产生出概念。”“理性从不首先关涉经验或者关涉某个对象,而是关涉知性,为的是通过概念赋予杂多的知性知识以先天的统一性。” 认识从感性开始,经过知性达到理性。知性是理性的认识对象,感性是知性的认识对象,而认识过程的展开,康德认为是靠感性的先天形式时空、知性的先天形式范畴、理性的先天形式理念来完成的。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论述了意识的形式和发展史:“为了产生科学的因素,产生科学的纯粹概念,最初的知识必须经历一段艰苦而漫长的道路。”这条道路分为感性确定性、知觉、知性、自我意识、理性、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等若干阶段。以上阶段可初步简化为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客观精神、绝对精神,进而再简化为三段:前理性、理性、精神理性。
    在前理性阶段,意识已通过抽象能力达到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从知觉形式的存在进入到对规律的知性认识。在理性阶段,理性不仅具有前理性的认识力,并且了解自身的认识的范围及局限,能用概念、范畴、规范等思维形式进行更为深入的判断。这些判断不仅是相关主体的利害判断,还有是否符合理念和精神要求的深层判断。康德认为理念是理性的先天形式,这一看法就包含了达到理性水平的认识,必然会有理念来审查我们从知性得来的认识,经过理念的审查来作出价值评判和取舍。在第三阶段即精神理性,信仰、科学、艺术和伦理等远离直接物质利益功利关系,以纯粹形态构建这一阶段。
    把理性展开过程分为若干阶段后,我们可以区分出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思想根源。由于前理性的主要特点是对与主体——包括个人、团体、民族、国家等的利害关系的认识和判断,因此现代化是满足个人、群体、民族、国家利益需要的事业,前理性是其思想渊源。“建设强国”、“民族复兴”等这些口号不论多么振奋人心,其基本意思都是要当强者,其实质是利益问题,就其精神源头来说,都出自于前理性的认识。由此看来,本文所述的前理性衍生出了现代化思想,是现代性的初级阶段。而现代性,则是成熟理性展开的形态,它并不排斥功利要求和利害判断,但功利要求需要经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法治精神去规范,要受到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的引导,即使对主体有直接利益的判断,若是不符合相关精神和理念的要求,也要被排斥。
    另外,理性发展在功能上还存在显著差异,这也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功能区别,即:工具性、应用性与纯粹性、积累性的区分。在前理性阶段,主体意识主要显示为主体的欲求表达和对客体的功利认识,集中体现为工具理性、应用理性。在进入成熟理性阶段,主体意识除了应用功能外,以自身为目的纯粹的积累的功能逐渐增强,欲求的表达经过理性中的价值观的规范,主体意识在理性之内积累着和丰富着自身的内容。达到精神理性阶段,精神的纯粹性和积累性在作用上和意义上居于主导,主体意识的工具性、应用性趋于微弱。在意识发展的各个阶段,皆存在着理性的直接应用和理性的积累发展问题,在相应的级别上的不同应用解决现实的需求和实际的问题,而纯粹性和积累则为意识向更高一级的发展提供着精神动力。
    对理性的三个阶段作应用性、工具性与积累性、纯粹性的分析,可以发现:现代化与现代性有理性上的同一和差别的关系,现代化的精神源泉主要来自于理性的应用功能,以精神和理念形态显示的现代性应来自于理性的纯粹积累性;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可以来自于前理性以及成熟理性的应用性,两者的功利目的有所差异,而现代性的精神源泉只能来自于成熟理性的纯粹性。
    三、现代性实践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多次为工具理性所异化。
    虽然现代化的建设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但其往往显示为物质性、利益性的增长上,即集中于“增长”的追求上。现代性的精神形态,突出表现在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上,对个人、对精神文化价值的肯定上,即集中于对“进步”的诉求。在现代化事业中,只追求一个层面或只追求某个层面的某项内容,这种丢失全面性的现代化可能会出现只见增长而无发展。只进行现代化而排斥现代性,这样的国家可能只有发展但无进步。增长与进步是现代社会、现代国家有别于传统社会、传统国家的关键区别。在现代性意义的国家中,追求物质利益的增长和使人获得更多更大的自由应是协调一致的,两方面的共同追求可以克服社会被物化,也可以避免现代性的乌托邦。
    在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中,发展中国家往往只知道现代化而不知道现代性;或者认为只要完成了现代化,现代性就自然有了;或者认为现代化应进行,而现代性是西方特性,应拒斥。从我国的近现代史看,现代性实践多次被现代化的工具理性追求所取代。
    最早从严复对“西学”(价值观层面)的引入;然后是20世纪初由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最近的一次则是20世纪八十年代文革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思想领域兴起的“新启蒙”运动。这几次思想启蒙运动都具有现代性追求,但是由于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中西冲撞、山河破碎、新旧转折,使得独立、富强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无可辩驳的时代主题。几次思想启蒙运动都中途而止,转到了强国富民的道路上,追求经济和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从严复的启蒙转向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之用”、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从新文化运动转向以救亡为主调的“五四”运动。八十年代的民间启蒙运动很快就转变为政府主导的,以批判“文革”、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如果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角度考察,正如李泽厚所言,中国近现代史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现代性总是被异化为现代化。
    四、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对于审计理性的启示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层面进行了一系列体制变革。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贫富、地区差距拉大、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缺失,生态恶化等社会问题,也出现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孤独和异化、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冲突等社会病态。制度的变革能否解决一切问题?制度不是目的,它是一个手段,是一个保障。制度是为了什么?制度根本上是为了保障实现一套核心价值观,这套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是人的权利。
    我国的国家审计迄今已走过二十多年的历程。从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到国有资产的安全,再到民主、法制的工具,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审计理念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一脉相承,不断发展。国家审计作为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对社会的变革持以冷静的反思与考量。通过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我们认识到,审计的理性反思要防止审计理性的现代性异化,必须经由前理性到成熟理性的转变,必须要完成从工具理性到纯粹理性的转化,必须要实现从制度层面的关注逐步走向价值层面的思考。
    (一)启示一:清醒认识审计理性的发展阶段。
    我们借用黑格尔的精神分析对审计理性的发展进行梳理。审计通过对审计对象的深入调查,在大量事实、数据的基础上,发现了一些倾向性、普遍性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分析,总结出一些规律。这些规律既包括审计对象问题的规律,也包括审计思路、方法的规律。到这里,我们的意识已通过抽象能力达到从个别到共相的认识,实现了对审计对象从知觉形式的存在进入到对规律的知性认识,处于审计理性的前理性阶段。
    当我们总结出规律后,需要对规律进行判断。在这个阶段,我们用概念、范畴等思维形式进行更为深入的甄别。在具体工作中体现为,运用既有的法律法规、案例等对审计结果做出定性判断。这些判断不仅只是与审计对象以及审计涉及相关领域的利害判断,还有是否符合所使用概念、范畴等的理念要求的深层判断。到这里,我们通过理念的审查来作出价值评判和取舍。
    在第二阶段中,我们所使用的评价标准是既有的概念、理念、法规等。而这些理念往往具有时代性、阶层代表性,更多具有广义功利性。在理性的第三阶段即精神理性阶段,需要我们远离直接的功利关系,运用科学、人文、法治、伦理等纯粹理性对知性进行价值判断。审计理性的独立判断既体现在与审计对象的无关联方面,更应体现以超脱的地位、超脱的标准对审计对象给予评价,并且这种评价反应了人的更为超越的精神诉求,体现了人的终极关怀。
    理清了审计理性的发展阶段,我们将进一步分析审计理性思考什么以及如何思考。
    (二)启示二:现代性反思扩展了审计理性的维度。
    现代性的维度,就是指评价现代性的多维视角。本文主要从领域维度、理念维度、操作维度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审计理性,为我们研究审计理性与理念提供了更广的视野。
    1.领域维度拒绝单向发展,强调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现代化主要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人口状况层面。主要体现为经济的发展、物质的充裕,协调社会内部利益冲突的机制不断完善,人的知识理性逐渐丰富。在关注以上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对“现代人”自身发展的关注以及其发展的制度保障。
    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发展相对超前,而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相对滞后。和谐社会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要改变政府投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格局,扩大对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保等事业,建设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推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尽快形成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总之,从体制创新、制度建设着手,深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消除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对于审计而言,就要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要认识到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其发展是综合和全面的。生产力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居于优先和主导的地位,但经济增长并非发展的全部内涵。经济发展是基础与前提,政治民主、社会平等、文化进步为经济增长提供社会保障和精神动力。只有树立系统的、科学的发展理念,审计才能全面认识变革的社会。
    2.理念维度拒绝人的异化,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整个现代性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大写的“人”的历史。从文艺复兴时期的 “人性解放”,启蒙时期的“人权”观念,继而现代海德格尔所倡导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家园”、“诗意的栖居”。人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支撑性因素,是现代社会的创新能力、内在活力和驱动力的源泉。不仅如此,在现代性的内在构成因素中,心性秩序本身就是人的精神方面的要求。由此可见,现代性作为一种时代意识和思维方式,人的发展理念对于其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现代性价值理念中,人是发展的核心;而发展需要物质资本的投入和现代制度的创设,更需要人力资本的投入以及具有现代人格和现代品质的人的生成。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因此,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应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条根本原则。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综合的、整体的和全面发展的条件,只有造就了具有全面的需求能力和丰富个性的人,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
    对于审计而言,重申人的价值与理念具有重要意义。财务收支审计、资产风险审计、环境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绩效审计、政策审计等等,都需要始终贯穿人的理念。既有的法律法规是参考的依据之一,但最终的评价仍然应是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作为政府职能部门之一的审计部门,民本思想、民生意识应该始终作为我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3.操作维度拒绝物化指标,强调评价现代化进程指标的和谐。
    在一个后发国家,以财富、经济指标来标识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据和认识论根源。早期的现代化理论把经济数量作为评价各个地区走向现代化程度的最根本甚至是唯一的标志。这必然导致双向漠视:既漠视“人”,与“人的现代化”和“以人为本”发展观相对立,也漠视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观相悖,是一种地道的“物的崇拜”思维。同时也是对现代化整体的一种破坏和解构,对社会全面进步事业的忽视甚至排斥,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和谐社会要求现代性的建构必须树立“人本”理念。我们在分析评价现代化进程的指标时,必须达到以下四个方面的和谐统一:首先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是长远的价值目标。这一维度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整体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其次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发展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是一种多赢状态的发展。所以,从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来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在现代化实践中科学统一。最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发展过程中,要使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因此,审计对于现代化进程各类事件、人物的评价指标不仅要放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去思考,即考虑国内和国际的和谐,也要立足于本国的实际,不单纯追求某个方面的指标,真正体现现代性的是各个指标的协调发展。
    (三)启示三:现代性反思丰富了审计理性的价值取向。
    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是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法治精神和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审计理性要实现从前理性向成熟理性的升华,就必须在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提出自身的价值判断,将以上精神与理念贯穿于经济、制度、文化、生态、价值等多个维度层面。
    第一,经济层面的价值取向。审计主要围绕经济活动展开,以资金为线索、为平台,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批判与评价。审计理性在经济层面的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以科学的发展理念指导生产力的发展,以人文的价值理念考察经济发展的历程与结果。中国在近三十年中通过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经济发展并不是现代性转型的主要标志。经济增长的方式、经济发展的形态、经济发展后的财富效应、经济发展对生态的影响等等,都需要我们以超越工具理性、物化追求的态度重新做出分析与评价。
    二是发展的目的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而不是只满足少数人、部分利益集团的诉求。目前,在我国较广大的范围内,百姓几乎将审计等同于反腐败。这说明,在我国现阶段,社会清正、法制健全还需要时日。这就要求我们的国家审计了解民情,倾听民声,传达民意,以法治的精神,反映平等、民主的民间诉求。
    第二,制度层面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制度创设、改革和完善的价值取向与评价尺度基本是公平、效率、民主、法治,这是实现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公平是衡量一个社会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促进人的共同发展方面所达到的水平,效率则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方面所达到的水平。民主即国家决策来自社会公众中的大多数,融入了大多数的智慧才能、价值观念和目标追求,反映并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同时,民主的实现必须要有一个法制健全、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来保障。
    审计是建立在建设基础上的批判。其建设性就体现在制度的完善方面。在知性认识的基础上,参照既有的概念、规范的要求,完善体制、机制,在宏观层面上解决同类的矛盾。
    二是明辨现代化与现代性在构建公民国家上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上的差异性。如果说政治、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侧重的是民主制度的建构,而政治、社会现代性则是民主精神的唤起和动员。对现代公民国家的发展来说,制度的建设和精神的动员及参与必须相互配合。如果只有制度建设而无民主意识的唤起、动员和参与,现代公民国家将空有其表,百姓虽有法律规定的种种权利但从不行使权利,国家实质上仍停滞在原先的发展水平上。
    国家审计的本质既是民主与法治的工具,也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本人理解,“民主与法治的工具”是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从制度层面对审计本质的阐述;“免疫系统”则是从现代性国家的角度,从价值层面对审计本质的定位。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审计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内生的“民主与法治的工具”,其工作使命将是内生制度的修缮,其理性发展将是从前理性升华为理性。作为“免疫系统”的国家审计,其内生的超越性决定其工作使命将是制度与制度目的的反思;其将从更为宏大视野、更为深刻的维度,将工具理性与纯粹理性结合起来,将制度思考与价值反思结合起来。因此,审计作为独立判断的第三者,在社会发展的制度层面,不仅要着眼于制度的完善,更应该超越既有制度,在价值层面上对制度做出独立的反思。
    结束语
    本文在讨论现代化与现代性时,无意多去讨论现代化与现代性的负面与局限,无意去介绍和论证后现代主义、非理性主义对它们的责难和批评。本文旨在通过现代性的叙事结构,对审计理性进行分析梳理,希望在这一变革的奔腾年代,审计理性多一些纯粹思考,少一些功利的异化;审计理念多一些终极关怀,少一些物化追求。(吴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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