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学者刘向编撰的《战国策》里借楚国春申君的门客汗明之口叙述了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这则故事一经问世便千古流传，脍炙人口。它启迪世人：无论是一项事业的发起者，还是一件事务的组织者，要想成功，就必须得到真正的人才，而要得到真正的人才，就不仅要善于发现人才和恰当地使用人才，还要用伯乐对千里马那种特殊的感情去理解和珍惜人才。古往今来，君臣际遇、慧眼识英、共创伟业的佳话比比皆是，仅以诸侯纷争、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代为例：齐桓公对管仲射钩不计前嫌；秦穆公五张羊皮“挖”回百里奚；燕昭王“拥彗折节无嫌猜”换得“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李白《行路难其二》）。他们的成就有高低大小之别，君臣相知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都堪称慧眼识英、人尽其才的典范。北宋著名改革家、文学家，居“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曾经以一首《浪淘沙》对此抒发感慨——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年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本篇以史咏志，伊尹和吕尚（即姜子牙）两“衰翁”虽“历遍穷通”但终被商汤、周文两位伯乐相中，千里马得以大展宏图，成就万世功业。作者借此慨叹，抒发对宋神宗知遇之恩的感激，表达了要在在政治上大显身手、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雄心壮志。

伊尹和吕尚原本只是农夫和渔翁，耕于莘野，垂钓碧溪，如果不是商汤和周文发现并折节相请委以重任，那么两位股肱之臣或许就老死山野，他们的才华也只能埋没在滚滚尘世中。殷商六百年、周朝八百载的基业或许就无从谈起。倘若真如此，中国的历史不知将会如何改写。我们在为两位治世能臣击节赞叹的同时，更要为商汤和周文两位伯乐圣主点赞。“汤武偶相逢”，看似偶然，实则是两位圣主求贤若渴、重视人才的必然结果。

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主持了“庆历新政”的范仲淹一样，王安石也是一位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才俊。在仁宗时期，他就对大宋王朝百年积弊深有洞察，呈上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可惜洋洋万语却如泥牛入海，直至十几年后，他的满腹治国才华才得到富于理想、颇想有一番作为的神宗皇帝的赏识，在其力排众议下，君臣二人一拍即合，“熙宁新法”由此应运而生。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科举新法等一系列新法陆续推出，直击帝国行政、财政、人事、军事、民风、外事上的种种弊病，可谓剑锋所指，切中肯綮。尽管新法推行过程中，在如何因地制宜、把握火候以及处理新党旧党关系等方面存在种种瑕疵，加之具体执行者对政策的曲解，改革最终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但不可否认，熙宁新法对于当时仍有一定积极意义，对于后世也是影响深远。倘若不是神宗皇帝识才用才，或许王安石在文学史上能占有一席之地，在政界也能平平淡淡聊度此生，但整个大宋王朝乃至中国历史则会少了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及值得后世借鉴经验、汲取教训的可歌可泣的变法运动。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呐喊至今振聋发聩。君臣相知，携手共治，是王安石的幸运，也是神宗赵顼的幸运，更是时之幸运，国之幸运。

尽管王安石变法最终未能事遂人愿，但因为神宗的青睐、信任，王安石还是有了一展身手的舞台，但并非人人都如王安石那般幸运。历朝历代，满腹经纶，身怀报国之志却终生无用武之地的俊彦同样史不绝书。南宋杨冠卿的《卜算子·秋晚集杜句吊贾傅》即是对西汉才子贾谊怀才不遇的感慨——

苍生喘未苏，贾笔论孤愤。文采风流今尚存，毫发无遗恨。

凄恻近长沙，地僻秋将尽。长使英雄泪满襟，天意高难问。

所谓集句，即“集前人的诗文用句以为诗（词）”。本篇即是作者集杜甫名句提炼而成的一篇伤古词。贾谊是西汉文帝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政论《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等均是笔锋犀利，切中时弊。然而由于贾谊的一系列政治主张触及了当时各路诸侯王、先帝朝功臣显贵乃至个别佞臣的切身利益，遭致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汉文帝权衡犹豫再三，最终未能对贾谊提拔重用，贾谊也只能“凄恻近长沙，长使英雄泪满襟”。然而，是金子总会闪光，他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中央统一铸钱、摈弃屈辱的对匈奴和亲政策等政治主张在后来的汉武帝时期均得以推行。一代贤英被当朝者漠视，却被后来者尊从，真是“天意高难问”！倘若文帝能够充分吸纳贾谊的正确理念并对之委以重任，那么，与民休息、稳定富裕特色下的“文景之治”未必不可以在文治武功、富国强兵、大国外交方面锦上添花，“鸣镝无声五十年”（翦伯赞诗）的长治久安未必不能提前上演。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只能启迪后人。周文王与汉文帝，同享谥号“文”（据谥法，经天纬地曰“文”），同为一代明君，在识人用人方面，还是显示出了差距。贾谊的悲剧历来被文人政客扼腕叹息。“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的《贾生》，与杨冠卿的《卜算子·秋晚集杜句吊贾傅》可谓异曲同工。而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超越时代阻隔，将屈原、贾谊两位身处不同时代的人物合为一传，这在“二十四史”中是极为少见的。的确，他们有着太多相似之处，都满腹经纶，才高八斗，忠心可鉴，但又都只能带着“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无奈郁郁而终。

《浪淘沙》《卜算子》篇幅虽短却字字珠玑，从正反两方面道出了识人用人的不易。唯其不易，才更彰显其重要。韩愈曾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马说》）。其实伯乐与千里马都是时时存在的，并非“天意高难问”，只是真正的千里马需要独具慧眼且心胸开阔的伯乐去发现并充分挖掘其潜力，方能骅骥千里，纵横驰奔，一展千里马之赫赫雄风。

品读这两首词，一来对宋词的意境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宋词的笔法不光有婉转典雅的抒情，形神兼备的描写，更有言之凿凿、精辟严谨的论述，“以论入词”亦是宋词的一大亮点。二来对识人用人应有更深刻的认识。无论是国家的治国理政，还是一个组织要成就一番事业，亦或是完成某项具体的事务，识人用人均是首要之务。对于审计工作而言，在当前全覆盖审计下，审计触角涉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的分配、管理和使用的全部环节。对各类人才的吸纳、整合、使用是值得深思的课题。如何针对每一个项目的特点，正确吸纳人员，组成一个高效的审计组，同时合理安排，使不同的人完成最适合自身的分工，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博采众长，集思广益，让每个人都能大放异彩，实现人力资源效益的最大化——这两首短小精湛的宋词给予我们的启示，无疑是大有裨益的。（董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