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新生入学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念我的老师吴水清。吴老师对我恩同再造，遇见他是我的幸运，所以，我希望每个新生都能有这样的“遇见”，把这种幸运传承下去。

童年的烙印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鄂北山村，那时候生活困难，大人每天要下地挣“工分”，我大弟弟因无人照看，不幸掉进堰塘淹死了。为了保护我，不到五岁就被送进了小学。

那时村小学设在祠堂里。教我一到三年级的老师，是村支书的亲戚，在生产队兼记工员。她上午给我们上课，下午就在生产队记工分。我永远忘不了我小学三年级的一篇课文是毛主席诗词《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老师上课的时候，把主席的诗词念了一遍后就开始讲解。可怜他们那时候一没有教学参考书、二没有网络和辅导材料，就凭自己理解开始给我们上课。我的老师是这样教的（敲黑板）：下面我们学习毛主席诗词《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这首诗是说啊，有一个女民兵，她的名字就叫风（飒）爽英，啊！她的枪呢，有五尺来长……她穿衣服呢，不喜欢穿红颜色的……

我在小学，学了许多的白字。那时越战期间经常会出现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说法，我的老师会把柬埔寨念成东埔寨；污染的污字，我从小学念到初中，都读“亏”。直到上高中，我才知道那字不读“亏”，但说顺口了，有时候也还是会读“亏”。有一次晚自习，我同桌的同学偷偷地告诉我：伙计，我上小学的时候，亏染的亏字我们老师教的是“污”，我这么多年都不知道读错了。你语文成绩那么好又是课代表，你肯定不会读错字。以后我要是还有什么字读的不准，你要提醒我啊。那时候的我啊，恨不得钻到桌子下面去。

一个人的上学路

小学毕业后，我们直接升到了初中。我所就读的初中，在离我们家好几公里外的另外一个村叫周家畈，上学的时候还要淌水过一条河叫均水。无论夏天涨水，还是冬天结冰。

上初中的时候，我和其他同学在早上上学的时间，就一起背着书包往学校走。走到河边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河边的柳树林里打升级争上游，派我一个人去学校，放学了再到树林里找到他们就一起回家。这样，回家了大人就不会因为时间的过早过晚而怀疑他们没有上学。我爷爷是教书先生，被打成了右派在农村接受改造，还是有不少人尊称他为“贺老先生”。因此我从小就知道，多认点字是没有坏处的。

曲折的高中

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年，我考上了我们镇最好一所高中——均川高中。

此时，我才知道什么叫学校。在那里，我第一次认识了操场、食堂，还有扩音器。早上起床的时候，会有高音喇叭吹起床号；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喇叭吹熄灯号；做广播体操的时候不是现场用嘴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我也看到了说各种方言的外地老师，这使我感到很新奇。能在这样的学校上学，我感到很自豪。再加上当时考上高中的时候，村支书说我家的成份不好不让我去，是住在我奶奶家的路线教育工作队的财办秘书邱叔叔说了一句“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才有机会上的高中。因此，我格外珍惜这次上学读书的机会。

在我读高二的时候，国家恢复了高考。第一次参加高考，是在一九七八年，考场设在均川镇小学。上午考完了，走六公里回家吃饭，吃完饭再去镇上考下一门课。在第二天考物理的时候，我到镇上供销社看了一下墙上的大三五牌挂钟，时间是下午一点半。想想时间还早，就在供销社里面的长条椅上休息，想好好休息一会，说不定会发挥得好一些。等我休息了好长时间醒来，看到墙上的时间还是在下午一点半，我就有些紧张地问里面的营业员几点了，他们告诉我三点多了，那大钟早就坏了，一天到晚都是一点半。

我急急忙忙赶到考场，离开考时间早就过了半个多小时了，考生不得再进入考场。我绝望地回到家里躺了几天。那年，我在镇上考了第六名，不过第一名也没有被录取。学校为了不再在高考的时候剃光头，就把我们考前六名的学生家长请到学校狂吃了一顿。席间，校长频频举杯，就是想让他们回家做工作让我们复读。

得遇恩师

我们六名复读的同学被分在了重点班。我们有单独的集体寝室，教室也跟其他的班级分开了，为的是怕别的同学影响我们学习。

在我复读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吴水清，就任我们的班主任，从此，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吴老师是武汉人，工农兵大学毕业后分在了我们均川高中教语文。由于他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就像收音里的播音员说的一样，大家都很喜欢听他的课。有一次老师上课叫同学们用借代的修辞手法造句，班上有一个同学站起来答到：“我昨天在街上看到了几个‘斑毛的’。”“斑毛的”，是武汉码头文化中比较粗俗的语气助词，当时随州有很多下乡的知青，他们讲话的时候几乎每句话都会带这三个字，因此我们私下就会把武汉人叫“斑毛的”。因为老师的普通话太标准了，同学中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武汉人。那堂课，我那同学是站在教室后面听完的。记得每天晚饭后，吴老师就会带着我们到学校周边散步，叫我们描述学校外面的景色，启迪我们的思维。他讲的《岳阳楼记》时的表情，现在历历在目；他授课的文言文《捕蛇者说》，我现在还能倒背如流。

高中学习阶段，因为有的同学要走几十里上学，学校就规定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那时候大家条件都差，带的咸菜吃不了两天，条件好点的，就炒点盐带上。就是吃光饭，也有很多时候不能吃饱。我一米七几的个头，还不到一百斤。老师看我太瘦，怕我应付不了繁重的学习任务，就在每天早上给我冲两个鸡蛋花，放在操场边水泥乒乓球桌子上，让我跑完步了，喝了补身子。那时我的老师，还是一个没有结婚的毛头小伙子。鸡蛋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的，但白糖，是要有供应票才能买到的。后来我把此事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攒了几十个鸡蛋给老师送去，老师说什么也不要。这让我的爸爸妈妈好几天心里都还过意不去。

复读期间，学习任务是很重的。我们的时间，都非常紧。老师为了让我掌握好时间，就把他的一块“上海”牌手表让给我戴。那时候上班的国家工作人员，能有一块上海手表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那手表，也是老师唯一的一件奢侈品。我怕把老师的手表弄丢了或是弄坏了，就坚决不要老师的手表。老师很生气说：你们现在，是就争取时间分分秒秒地学习！你把学习搞上去了，老师做什么都觉得值！那块手表，直到我高考结束，才还给老师。大家都知道，那时候不管是老师或是其他的什么人，经济条件也都不怎么样。我们快毕业的时候，老师结婚了。他的爱人是安居食品公司的一名会计。每两个星期的周六，只要看到老师刮干净胡子、穿上他那唯一的一件有点型的蓝色中山装，我们就知道他要到安居去见他的爱人了，不爱学习的同学，就感觉到像放假了一样。

那年高考，我以语文成绩全县第六、总成绩全校第二在录取比例不到4%的情况下从一个乡村高中考入了襄阳地区财税贸易学校。想想我们学校的老师，教物理的是食堂师傅的子弟，先在学校为同学们修学农用的农具就是打铁的铁匠，同学们说打铁就是物理变化，专业对口；教化学的老师，是在学校做腐殖酸肥料的，也算专业对口。我的语文政治两门课的分数（语文是老师教得好、政治靠死记硬背）占了总分的一半。得到我们录取的消息，老师比我父母还开心。

师恩难忘

财校毕业后，我分配到随州市百货公司财务科工作，老师也调到了市教育局教研室工作。真是好人好报，那年老师的爱人为他生了一对龙凤胎，老师为他们取名叫“吴边、吴际”。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和其他同学一起，到老师家里去坐，看看老师家里的煤气罐还有没有煤气或其他下力的活要做。每次跟老师聊天的时候，老师的孩子就会搬两个小板凳坐在我的跟前，睁着大眼睛，听我和同学跟老师聊天、汇报工作。

老师的孩子高中毕业后，男孩考上了武汉大学，女孩在我们的建议下考上了中专，留在老师的身边。老师的儿子武大毕业后，进入国家部委工作。前几年，他女儿用两年时间考了一个注册会计师和注册税务师职称，在武汉的一家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供职，他们一家人终于迁回老家武汉了。

每年的春节，我第一个拜年电话就是打给老师的。每年的教师节，我不管在哪里，都要问候一下老师。每次跟老师通电话，总有说不完的话。通话时间一长，就会听到老师爱人在电话的那头用随州话说：你不要“紧”说，丛华工作忙事情多，你就少说两句。放下电话，我眼中总有一种湿润润的感觉。

又到教师节了。不少人会发“祝老师节日快乐”的朋友圈，我知道老师眼睛不好，他没有微信，也看不了朋友圈。早上给老师打电话时，听到老师圆润的嗓音用标准普通话向我问候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多了一份欣慰。老师告诉我他心态很好、身体很好、每天拿着老年证在老伴的陪同下乘免费公交去东湖边听收音机、散步，每天过得很充实，老师您可知道，我比您更开心！（贺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