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6年及今后一段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同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重点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中央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思路是明确的，但实际效果尚取决于如何设计具体的任务和政策手段，取决于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的执行能力。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的首要功能就是保障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未来几年内稳增长政策的新方向，自然成为国家审计的重点关注领域。

《中国审计》杂志记者近期以国家审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发挥的作用为话题对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室主任汪德华进行了专访。

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正在为社会各界所广泛讨论，学术界对此的理解好像存在差异、解释也不尽相同，那么在你看来该项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汪德华：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词应该是“结构性改革”。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唯有通过推进“结构性改革”，才能为强劲、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这已经是众多国际机构和发达经济体的共识。

你看就像G20、IMF、OECD等国际机构，均在加强研究，试图为结构性改革提供最佳实践指南并建立评估标准。而“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正是通过国内政策和制度改革，影响市场经济运行，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不过，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因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政策自然存在差异。

记者：近些年，我国经济增速正在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然而对于这种现象国际舆论有“唱衰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声音出现。在你看来，中央在此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汪德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不同，改革开放的侧重点就有所不同。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陆续做出“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经济新常态”等战略判断。基于这样的形势判断，结构性改革就必然要侧重于“供给侧”。

例如，为消化“三期叠加”后遗症，显然需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同时要注重防范经济风险；为适应经济新常态，就必须“降成本”增加企业活力，“补短板”扩大有效供给。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中短期经济形势提出的经济政策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与之对应，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各项战略举措，正是针对中国长期问题而提出的制度层面的结构性改革。两者均是遵循改革开放的一贯逻辑，互为补充，不可偏废。

记者：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目前一些观点把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起源于美国的供给经济学派联系起来，你如何看待？

汪德华：这可能有误导之嫌。诚然，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若干政策，诸如降低企业税负等，与美国里根政府当时所采取的部分政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但在宏观经济背景方面，里根政府当时面临的形式是经济发展进入“滞涨”（即经济停滞、失业及通货膨胀同时持续高涨的经济现象），而我国当前面临的是可能存在的通缩风险；在政策侧重点方面，我国更为重视有选择的、主动的结构调整。这两者同时决定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里根政府的供给经济学经济政策的经济逻辑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当前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为接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所采取的综合性改革措施。

记者：国家审计在促进国家重大政策措施和宏观调控部署落实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那么国家审计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进行重点关注？

汪德华：一是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重点关注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的执行状况。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属于中央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的范畴，需要加大审计力度。

不同于需求侧的刺激政策是各地争抢的“香饽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面临更多的矛盾和压力，更可能出现相互推诿、不作为的情况，因此更需要国家审计发挥“督战”功能。各地情况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选择的任务重点和政策手段理应有所差别，更需要审计部门发挥综合信息分析优势，以中央精神和十个“更加注重”为标准，对于各部门、各地方的执行状况给出准确的审计判断。

二是注重综合利用信息优势，加强绩效审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提高供给效率，改善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但其各项具体政策任务与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较为间接。

例如，去产能单个项目的执行状况是清楚的，但其对改善行业供给结构、提升企业竞争力贡献程度多大？降成本的政策措施可以很明确，但企业实际受益状况如何、对其改善盈利状况影响多大？针对这些问题，都不是单个审计项目能够回答的。应注重发挥全国审计一体化的优势，综合利用审计机关的信息优势，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政策任务的实际绩效给出准确的审计评估。

三是注重审计分析，为长期提升中国经济的供给效率提供政策建议。当前中国若干行业的供给结构存在突出问题，背后有其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原因。分析这些原因，不仅是短期内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任务的需要，也是长期内通过改革提升中国经济供给效率的必然要求。例如，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却不创造价值，但僵尸企业为什么能长期“僵而不死”？部门和地方政府支持僵尸企业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项目审计过程中，搞清楚这些问题，既能以此为基础提出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审计建议，又能为在制度、机制层面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各项要求奠定基础。

四是要注重风险评估与预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壮士断腕，各项政策任务的落实不可避免有阵痛或一定范围的社会冲击。实践中，既要担心各级政府和部门胆小怕事不作为，又要防止其过于冒进引起不必要的社会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审计机关的天然职责，要综合利用信息分析、经济分析时审计机关的比较。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项目审计过程中，应注重总体评估各项政策的社会风险，对各级政府和部门适时发出预警。

记者：全国各级审计机关正按照审计署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加强对于审计工作的创新力度，那么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审计创新应该有哪些新作为？

汪德华:一是以中央精神和实际效果为依据，对被审计单位的创新性做法予以鼓励。中央已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顶层设计，但具体任务的落实、政策手段的选择，更依赖于基层的探索。

加强审计创新，首要的就是如刘家义审计长所强调的，要对实践中的创新探索抱有支持、鼓励的态度。实践中的政策创新，有时与若干部门规章制度不符，甚至与“乱作为”难以区分，因此更加依赖于审计人员的分析判断。为此，审计人员应着力提升业务素质和分析能力，以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基本依据，对于与之相符的基层创新应敢于识别、勇于推荐，对与之不符的要着重指出其缺陷，提出改进建议。

二是注重加强研究性审计，引入新的审计技术手段。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关注其政策执行和落实情况，更要关注各项政策并不直接体现出来的实际效果。因此，加强对审计成果的综合利用和分析，加强研究性审计是必然要求。

因为研究性审计可以充分发挥审计机关掌握综合信息的优势，有助于发现审计项目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实践中，除定性分析之外，还可以考虑充分以大数据审计为基础，引入学术界常用的政策评估分析方法，对于各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际效果给出定量分析，对政策实施效果的传导机制做出准确识别。

记者：曹伟

文章据《中国审计》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