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审计署多次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审计报告中提及现行财政体制运行与当前深化改革和转变发展方式不相适应之处。十八届三中全会会提出了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容：“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年来，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势头已经放缓，但民生等方面的刚性需求却在持续上涨，这就更需要厘清，哪些钱该政府花，哪些该由市场埋单，财政资金既不能越位，更不能缺位。
    
    现实的情况是，长期以来，政府的职能范围不够清晰，不该政府花的钱，政府出手了，该政府管的，又出现真空。
    
    审计工作报告指出，有的地方还在用财政资金补贴竞争性企业。由于没有严格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财政资金的缺位与越位，严重影响国家的财经秩序和财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划分清楚的，还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目前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许多事项的支出责任，但教育、卫生、支农等支出责任多数未明确。少数明确了支出责任的事项，却又存在上下级政府交叉安排支出，各级政府职责不清、支出重叠的问题。
       
     在划分清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后，亟待提上改革议事日程的是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使得中央、地方间的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各级政府间财权划分不够合理，特别是，地方财税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地方政府缺乏收入及预算自主权。
       
    近年来，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在缩小东西部地区的财力差距、保障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转移支付越来越偏离了公共财政的应有之义。
       
    比如，中央转移支付占中央公共财政支出比例越来越高，专项用途转移支付占一般转移支付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些不合理的支出结构为老百姓所说的“跑部钱进”埋下隐患。
    
    政府间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改革、转移支付的结构优化都是中央政府正在推进的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此，审计署也建议，当前改革的重点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能明确的事权尽快通过法律法规确定，暂时不能明确事权的也应界定支出责任。
       
    另外，要按税种的经济属性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充实地方税体系，保障其履行事权所需的财权。在转移支付方面，要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清理撤销不属于中央事权的专项转移支付，严格转移支付设立的审批权限和程序。（谷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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