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下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的路径探析
朱雅珊 （审计署京津冀办）
摘要：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的路径研究需要系统的理论支撑，本文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作为分析方法，构建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的理论架构。首先将国家治理还原为交易单元，交易必然产生交易成本，国家治理过程即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过程。因此，国家审计应着力从制度构建、执行、变革及外部环境等方面推进国家治理。
关键词：国家治理 国家审计 交易成本 制度
近年来，国家审计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主要体现为对国家审计本质、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关系的认知不断深化。推动国家审计理论研究的发展，要以促进国家治理为目标导向，探索国家审计的路径选择。目前，对国家审计的路径选择研究大多站在浅层的作业层面，采用归纳研究方法，其优势在于操作性强，易于理解和接受，但同时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架构支撑，往往显得支离破碎、难成体系。本文试图站在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从理论体系的构建出发，采用规范演绎的研究方法，探索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的路径选择，在更深层次揭示路径选择的内驱力和必然性。
审计理论始终注重在其他学科汲取养分，国家审计自身就是一门多学科融合的交叉学科，其在政治经济学、现代管理理论、国家学说等学科吸收了大量先进思想，委托代理理论、信息论等都促进了国家审计的发展。正如哈耶克所说：“只要掌握另外认识一个领域的某种抽象原则，并进而了解其相随属性的能力，即使是全然不同的因素，只要具有这些抽象的属性，也能运用同一种思维方式（Hayek.F.，1945）”。交易成本经济学为国家审计理论研究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研究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的路径选择，将为国家审计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理论意义在于，从更微观的层面研究国家治理，将国家视为交易的集合，通过层级结构，形成一个有机的交易整体，国家审计不再是“工具论”，而是一种治理结构，其作用机理是通过制度的构建、维持及变革实现国家良治。现实意义在于，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中交易成本无处不在。交易成本可以被理解为“一切除与物质生产和运输过程直接有关的成本（张五常，1999）”。在度量美国经济效益费用的一份研究中，Wallis和North对1970年体制中所作的估算是，交易成本占GNP的比重大体上为46.66%—54.71%。交易成本不仅存在,而且事实上它在数量上也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根据一些学者的估计，现代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占净国民生产总值将近50%—60%。因此，一定程度上，现代社会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交易成本的治理。
一、国家是交易的集合
“交易（Transaction）”作为人类的一种交互影响形式，在学术界一直缺乏较为清晰的界定。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康芒斯提出人类的活动由“生产”和“交易”构成。“生产”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交易”是人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关系都可以在“交易”概念下进行讨论，并将这种交易活动划分为三种类型：1、买卖的交易（Bargaining transaction），即法律上平等的人们之间资源的交换关系。2、管理交易（Managerial transaction），即长期合约规定的上下级之间的不平等交易，主要表现为企业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3、限额交易（Rationing transaction），这也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关系，只是上级是一个集团的上级或它的正式代表，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个人的关系。
同“交易”一样，学术界对国家治理的内涵尚无一致界定，但可以概括地将其视为一个既定范围内维系秩序运转的所有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组织形态和治理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过程。国家治理可以被理解为是对社会行为的治理，社会行为包括政治行为、经济行为、文化行为等内容，最重要的社会行为是建立、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构建、运行及变化过程即契约的签订、维护、重构过程，而交易行为则贯穿整个人与人交互影响始终。
（一）交易无处不在。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交易无处不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即交易的实现过程。交易的要素包括交易主体、交易对象及交易规则。站在国家的角度，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各级政府依据国家的选举制度受人民委托行使管理国家事务职责，其与人民之间形成交易的双方主体，新一届政府宣誓就职意味着契约的签订，交易的达成，双方交易的对象即社会关系治理，政府在任期内行使受托职权的过程即交易的履约过程，交易要受到规则的制约，包括正式的国家法律体系、部门的行政规章及非正式的道德约束、舆论监督等。无论是政府的设立、职责的履行、换届重组均离不开制度即交易规则的约束。不同国家之间，一国内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上下级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事业单位之间，不同市场参与主体之间，涉及的社会活动均是依据层级结构和交易规则形成的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交易集合。按交易的空间分布，可以划分为国家外部交易和国家内部交易。
（二）国家外部交易。国家外部交易更显著地体现了一国与交易对手国之间的博弈。如果说内部交易是资源的内部流动，尚在国家层级结构的控制治理之中，那么外部交易是资源的流入流出，非一国单方力量所能左右。因此，在双方协商认可的条件下，签订合法合规的契约成为必需。此时，国际惯例、国际组织公约、国际法、舆论媒体等成为制定外部交易契约的规范力量。国家外部交易多以实现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为诉求，其交易形式多表现为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及劳务输出等。在理想的公平交易的国际环境中，最终的交易结果并不依从于外力的干预和强权的威慑，而是双方资源优劣、谈判能力等的综合较量和各自基于国家安全、利益及战略发展的全面考虑。
（三）国家内部交易。国家内部交易形式多样，但其发生、运转并非无序行为，而是沿着层级结构设计，遵循制度安排进行。国家内部交易可以划分为垂直交易（上下级部门之间）、平行交易（同级不同部门之间）、斜向交易（不同部门之间）以及网络型交易（所有部门之间）。人民将行使国家治理的职权委托给政府，政府通过授权将职责进一步分解给下级政府，不同社会主体参与社会生活，与各级政府、政府授权部门、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发生交易行为，通过层层分解，互相关联，形成一个依据国家层级结构和制度安排设立的交易集合。
国家内部交易实现资源的内部流动，外部交易促进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现代科技的飞速进步，交通、能源、通信等领域的发展，国家外部交易逐渐内化,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的飞速发展，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国家作为交易集合体的地位将越来越被强化。
二、国家治理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交易无处不在，交易必然产生交易成本。在国家的范畴下，交易成本包括国家制度正常运行的成本，及建立、维持或改变制度框架的成本。
（一）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究竟哪些因素导致交易成本存在？理论界较为推崇的是威廉姆森关于交易成本影响因素的论述，他提出人的因素（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交易特点（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和市场环境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
首先，人的因素。其一，交易中的契约人或组织具有“有限理性”。用决策学派代表人西蒙的话说，有限理性就是“理性有限却刻意为之”，主观上追求理性使交易双方产生最小化交易成本的动机，而客观认知的有限性则使人们诉诸制度安排，通过制度的应用以弥补主观认知的不足便成为可能。其二，契约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为追求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而产生的损人利己行为，表现为委托代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权力寻租等。
其次，交易特点。其一，资产专用性，指支撑某种交易进行的耐久性投入，包括专用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源、专用地点等。交易的资产专用性越强，交易成本越高，达成契约的交易双方维持交易的意愿越强，进而为寻求制度安排约束交易双方行为，降低交易成本创造可能。其二，不确定性，即由于客观的偶然事件或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及交易者主观行为所导致的不确定。当交易受到不确定性影响时交易双方通常会选择制度安排来寻求交易成本的节约。其三，交易频率，指一定时间内，相同或类似交易发生的次数。交易频率并不影响交易成本的绝对数，而影响交易成本的相对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高交易频率较低交易频率更能节约交易成本
最后，交易的外部环境。由于契约人有限理性、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过程随时可能遭受外部环境的干扰，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机制，维护良好的外部交易环境，就成为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国家良治、交易成本最小化与国家审计的关系。从经济学角度着眼，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良治，即通过政府、市场与公众的相互协调，以管理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并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全面、均衡发展，从而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交易成本经济学将这一国家良治过程视为实现社会交易成本最小化过程，其作用机理离不开国家各层级交易主体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规范交易。其中，交易主体恪守制度规则成为实现国家良治的关键，这一方面有赖于交易主体主观上的自我约束，但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安排的构建、维持和变革。国家审计作为超然独立的第三方，监督各层级交易主体的交易行为，其在推进国家治理进程，实现社会交易成本最小化过程中具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性，成为充当制度的构建者、维护者和变革者的必然选择。
三、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的路径选择
国家治理力图实现全社会交易成本的最小化，这是一个全局性、系统化的工程，需调动各层级的积极性。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免疫系统”，强调其反映的全面性，作用的前瞻性，刘家义审计长指出“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安排”，这一论断与上述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不谋而合，国家审计若要推动国家治理，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必须抓住“制度”这一关键一环，从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入手，站在制度设计的高度探寻路径方法。
（一）制度构建方面，国家审计应促进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不断被强化，从早期的查账式审计，到绩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专项审计，审计重点从“财务核查”转向“全面监督”，国家审计的触角逐渐伸向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国家审计应充分利用自身工作优势，着力发现国家治理的制度“盲区”，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这一方面需要国家审计进一步丰富审计内容，深化审计层次，在实践中深挖制度体制机制漏洞；另一方面需要培养从审人员的宏观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造就一支专业精、能力强的高素质审计队伍。
（二）制度执行方面，国家审计应充分发挥审计预警监督作用。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影响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是人，各层级的交易活动只有严格遵循制度安排行事，才能保证政令通达和政策实施效果。遗憾的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现实中不乏由权力寻租行为导致的贪腐问题，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地方保护主义，盲目追求GDP造成的重复建设、损失浪费，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导致的效率低下等，这些都将加大社会交易成本，使制度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有悖初衷。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国家审计应充分发挥审计预警监督作用，规范制度的执行过程。一是，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及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持续审计，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人民满意度的提升；二是，建立突发事项应急跟踪审计机制，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覆盖面广、灵活机动的特点；三是，关注国家宏观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形成从单一项目到特定行业到整个产业的“点—线—面”联动的问题发现机制，和自上而下的问题解决机制；四是，提高查处大案要案的意识和技巧，着力揭示国民经济中的违法违纪问题和贪污腐败线索。
（三）制度变革方面，国家审计应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无论交易的形式、内容还是交易的主体、规则均处在不断地发展变革之中，顺应生产力的变化，不断调整制度设计是推进国家治理的题中之义。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内生变量应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发展。具体而言，一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用先进思想、科学理念武装头脑，加强政治学习和理论修养，确保审计干部队伍始终走在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前沿；二是，加强国家审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汲取先进的制度创新理念、方法；三是，国家审计应勇于开展自身制度变革。从审前调查、现场组织管理到审计质量、跟踪整改，关注每个交易环节，大胆求新求变，降低国家审计内部的交易成本。
（四）制度环境方面，国家审计应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大审计”。国家治理能否实现良治目标，一方面有赖于系统内各部门的协调配合，一方面取决于国家治理的制度环境。学术界对国家审计的本质认识不断深化，将其视为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国家审计促进国家治理，应努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大审计”，将“免疫系统”延伸至社会交易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为制度执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近年来，国家审计不断拓展工作领域和实现方式，极具中国特色的省部长经济责任审计、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跟踪审计、财政大格局审计等都是国家审计内容和组织形式的新鲜尝试，其目的在于不断深化国家审计的层次，扩展审计边界，为国民经济社会健康安全运行构建一个的安全网，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为国家治理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综上所述，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制度安排，其不断发展的强大内驱力就是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国家良治目标。同时，交易成本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方法，引入国家审计领域，有助于学术界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关注国家审计在推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发挥。理论的意义在于指导实践，以上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对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路径的探索远未成熟，旨在启发思路，促进改革创新。（朱雅珊）
参考文献
[1]刘家义.论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J].中国社会科学，2012（6）.P60~72
[2]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著.姜建强、罗长远译.2006.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第1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55~80
[3]奥利弗.E.威廉姆森著.段毅才.王伟译.200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第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4]康芒斯著.于树生译.1997.制度经济学.第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P85~99
[5]张五常.1999.交易费用的范式.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2
[6]王国顺、周勇、汤捷等。交易、治理与经济效率—O.E.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6
[7]张慧君、景维民. 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及应注意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2009(10).P9
[8]黄鹏、陈钢.对企业建立交易成本会计的认识[J].财会月刊, 16:47
[9]Hayek.F. 1945.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519~530
[10]Bruce G. Carruthers.1995.Accounting, Ambiguity,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4:313~328
关键词：国家治理 国家审计 交易成本 制度
近年来，国家审计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主要体现为对国家审计本质、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关系的认知不断深化。推动国家审计理论研究的发展，要以促进国家治理为目标导向，探索国家审计的路径选择。目前，对国家审计的路径选择研究大多站在浅层的作业层面，采用归纳研究方法，其优势在于操作性强，易于理解和接受，但同时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架构支撑，往往显得支离破碎、难成体系。本文试图站在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从理论体系的构建出发，采用规范演绎的研究方法，探索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的路径选择，在更深层次揭示路径选择的内驱力和必然性。
审计理论始终注重在其他学科汲取养分，国家审计自身就是一门多学科融合的交叉学科，其在政治经济学、现代管理理论、国家学说等学科吸收了大量先进思想，委托代理理论、信息论等都促进了国家审计的发展。正如哈耶克所说：“只要掌握另外认识一个领域的某种抽象原则，并进而了解其相随属性的能力，即使是全然不同的因素，只要具有这些抽象的属性，也能运用同一种思维方式（Hayek.F.，1945）”。交易成本经济学为国家审计理论研究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研究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的路径选择，将为国家审计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理论意义在于，从更微观的层面研究国家治理，将国家视为交易的集合，通过层级结构，形成一个有机的交易整体，国家审计不再是“工具论”，而是一种治理结构，其作用机理是通过制度的构建、维持及变革实现国家良治。现实意义在于，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中交易成本无处不在。交易成本可以被理解为“一切除与物质生产和运输过程直接有关的成本（张五常，1999）”。在度量美国经济效益费用的一份研究中，Wallis和North对1970年体制中所作的估算是，交易成本占GNP的比重大体上为46.66%—54.71%。交易成本不仅存在,而且事实上它在数量上也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根据一些学者的估计，现代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占净国民生产总值将近50%—60%。因此，一定程度上，现代社会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交易成本的治理。
一、国家是交易的集合
“交易（Transaction）”作为人类的一种交互影响形式，在学术界一直缺乏较为清晰的界定。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康芒斯提出人类的活动由“生产”和“交易”构成。“生产”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交易”是人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关系都可以在“交易”概念下进行讨论，并将这种交易活动划分为三种类型：1、买卖的交易（Bargaining transaction），即法律上平等的人们之间资源的交换关系。2、管理交易（Managerial transaction），即长期合约规定的上下级之间的不平等交易，主要表现为企业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3、限额交易（Rationing transaction），这也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关系，只是上级是一个集团的上级或它的正式代表，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个人的关系。
同“交易”一样，学术界对国家治理的内涵尚无一致界定，但可以概括地将其视为一个既定范围内维系秩序运转的所有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组织形态和治理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过程。国家治理可以被理解为是对社会行为的治理，社会行为包括政治行为、经济行为、文化行为等内容，最重要的社会行为是建立、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构建、运行及变化过程即契约的签订、维护、重构过程，而交易行为则贯穿整个人与人交互影响始终。
（一）交易无处不在。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交易无处不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即交易的实现过程。交易的要素包括交易主体、交易对象及交易规则。站在国家的角度，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各级政府依据国家的选举制度受人民委托行使管理国家事务职责，其与人民之间形成交易的双方主体，新一届政府宣誓就职意味着契约的签订，交易的达成，双方交易的对象即社会关系治理，政府在任期内行使受托职权的过程即交易的履约过程，交易要受到规则的制约，包括正式的国家法律体系、部门的行政规章及非正式的道德约束、舆论监督等。无论是政府的设立、职责的履行、换届重组均离不开制度即交易规则的约束。不同国家之间，一国内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上下级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事业单位之间，不同市场参与主体之间，涉及的社会活动均是依据层级结构和交易规则形成的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交易集合。按交易的空间分布，可以划分为国家外部交易和国家内部交易。
（二）国家外部交易。国家外部交易更显著地体现了一国与交易对手国之间的博弈。如果说内部交易是资源的内部流动，尚在国家层级结构的控制治理之中，那么外部交易是资源的流入流出，非一国单方力量所能左右。因此，在双方协商认可的条件下，签订合法合规的契约成为必需。此时，国际惯例、国际组织公约、国际法、舆论媒体等成为制定外部交易契约的规范力量。国家外部交易多以实现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为诉求，其交易形式多表现为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及劳务输出等。在理想的公平交易的国际环境中，最终的交易结果并不依从于外力的干预和强权的威慑，而是双方资源优劣、谈判能力等的综合较量和各自基于国家安全、利益及战略发展的全面考虑。
（三）国家内部交易。国家内部交易形式多样，但其发生、运转并非无序行为，而是沿着层级结构设计，遵循制度安排进行。国家内部交易可以划分为垂直交易（上下级部门之间）、平行交易（同级不同部门之间）、斜向交易（不同部门之间）以及网络型交易（所有部门之间）。人民将行使国家治理的职权委托给政府，政府通过授权将职责进一步分解给下级政府，不同社会主体参与社会生活，与各级政府、政府授权部门、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发生交易行为，通过层层分解，互相关联，形成一个依据国家层级结构和制度安排设立的交易集合。
国家内部交易实现资源的内部流动，外部交易促进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现代科技的飞速进步，交通、能源、通信等领域的发展，国家外部交易逐渐内化,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的飞速发展，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国家作为交易集合体的地位将越来越被强化。
二、国家治理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交易无处不在，交易必然产生交易成本。在国家的范畴下，交易成本包括国家制度正常运行的成本，及建立、维持或改变制度框架的成本。
（一）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究竟哪些因素导致交易成本存在？理论界较为推崇的是威廉姆森关于交易成本影响因素的论述，他提出人的因素（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交易特点（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和市场环境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
首先，人的因素。其一，交易中的契约人或组织具有“有限理性”。用决策学派代表人西蒙的话说，有限理性就是“理性有限却刻意为之”，主观上追求理性使交易双方产生最小化交易成本的动机，而客观认知的有限性则使人们诉诸制度安排，通过制度的应用以弥补主观认知的不足便成为可能。其二，契约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为追求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而产生的损人利己行为，表现为委托代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权力寻租等。
其次，交易特点。其一，资产专用性，指支撑某种交易进行的耐久性投入，包括专用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源、专用地点等。交易的资产专用性越强，交易成本越高，达成契约的交易双方维持交易的意愿越强，进而为寻求制度安排约束交易双方行为，降低交易成本创造可能。其二，不确定性，即由于客观的偶然事件或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及交易者主观行为所导致的不确定。当交易受到不确定性影响时交易双方通常会选择制度安排来寻求交易成本的节约。其三，交易频率，指一定时间内，相同或类似交易发生的次数。交易频率并不影响交易成本的绝对数，而影响交易成本的相对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高交易频率较低交易频率更能节约交易成本
最后，交易的外部环境。由于契约人有限理性、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过程随时可能遭受外部环境的干扰，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机制，维护良好的外部交易环境，就成为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国家良治、交易成本最小化与国家审计的关系。从经济学角度着眼，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良治，即通过政府、市场与公众的相互协调，以管理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并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全面、均衡发展，从而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交易成本经济学将这一国家良治过程视为实现社会交易成本最小化过程，其作用机理离不开国家各层级交易主体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规范交易。其中，交易主体恪守制度规则成为实现国家良治的关键，这一方面有赖于交易主体主观上的自我约束，但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安排的构建、维持和变革。国家审计作为超然独立的第三方，监督各层级交易主体的交易行为，其在推进国家治理进程，实现社会交易成本最小化过程中具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性，成为充当制度的构建者、维护者和变革者的必然选择。
三、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的路径选择
国家治理力图实现全社会交易成本的最小化，这是一个全局性、系统化的工程，需调动各层级的积极性。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免疫系统”，强调其反映的全面性，作用的前瞻性，刘家义审计长指出“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安排”，这一论断与上述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不谋而合，国家审计若要推动国家治理，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必须抓住“制度”这一关键一环，从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入手，站在制度设计的高度探寻路径方法。
（一）制度构建方面，国家审计应促进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不断被强化，从早期的查账式审计，到绩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专项审计，审计重点从“财务核查”转向“全面监督”，国家审计的触角逐渐伸向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国家审计应充分利用自身工作优势，着力发现国家治理的制度“盲区”，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这一方面需要国家审计进一步丰富审计内容，深化审计层次，在实践中深挖制度体制机制漏洞；另一方面需要培养从审人员的宏观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造就一支专业精、能力强的高素质审计队伍。
（二）制度执行方面，国家审计应充分发挥审计预警监督作用。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影响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是人，各层级的交易活动只有严格遵循制度安排行事，才能保证政令通达和政策实施效果。遗憾的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现实中不乏由权力寻租行为导致的贪腐问题，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地方保护主义，盲目追求GDP造成的重复建设、损失浪费，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导致的效率低下等，这些都将加大社会交易成本，使制度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有悖初衷。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国家审计应充分发挥审计预警监督作用，规范制度的执行过程。一是，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及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持续审计，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人民满意度的提升；二是，建立突发事项应急跟踪审计机制，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覆盖面广、灵活机动的特点；三是，关注国家宏观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形成从单一项目到特定行业到整个产业的“点—线—面”联动的问题发现机制，和自上而下的问题解决机制；四是，提高查处大案要案的意识和技巧，着力揭示国民经济中的违法违纪问题和贪污腐败线索。
（三）制度变革方面，国家审计应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无论交易的形式、内容还是交易的主体、规则均处在不断地发展变革之中，顺应生产力的变化，不断调整制度设计是推进国家治理的题中之义。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内生变量应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发展。具体而言，一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用先进思想、科学理念武装头脑，加强政治学习和理论修养，确保审计干部队伍始终走在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前沿；二是，加强国家审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汲取先进的制度创新理念、方法；三是，国家审计应勇于开展自身制度变革。从审前调查、现场组织管理到审计质量、跟踪整改，关注每个交易环节，大胆求新求变，降低国家审计内部的交易成本。
（四）制度环境方面，国家审计应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大审计”。国家治理能否实现良治目标，一方面有赖于系统内各部门的协调配合，一方面取决于国家治理的制度环境。学术界对国家审计的本质认识不断深化，将其视为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国家审计促进国家治理，应努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大审计”，将“免疫系统”延伸至社会交易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为制度执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近年来，国家审计不断拓展工作领域和实现方式，极具中国特色的省部长经济责任审计、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跟踪审计、财政大格局审计等都是国家审计内容和组织形式的新鲜尝试，其目的在于不断深化国家审计的层次，扩展审计边界，为国民经济社会健康安全运行构建一个的安全网，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为国家治理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综上所述，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制度安排，其不断发展的强大内驱力就是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国家良治目标。同时，交易成本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方法，引入国家审计领域，有助于学术界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关注国家审计在推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发挥。理论的意义在于指导实践，以上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对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路径的探索远未成熟，旨在启发思路，促进改革创新。（朱雅珊）
参考文献
[1]刘家义.论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J].中国社会科学，2012（6）.P60~72
[2]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著.姜建强、罗长远译.2006.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第1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55~80
[3]奥利弗.E.威廉姆森著.段毅才.王伟译.200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第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4]康芒斯著.于树生译.1997.制度经济学.第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P85~99
[5]张五常.1999.交易费用的范式.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2
[6]王国顺、周勇、汤捷等。交易、治理与经济效率—O.E.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6
[7]张慧君、景维民. 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及应注意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2009(10).P9
[8]黄鹏、陈钢.对企业建立交易成本会计的认识[J].财会月刊, 16:47
[9]Hayek.F. 1945.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519~530
[10]Bruce G. Carruthers.1995.Accounting, Ambiguity,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4:31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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