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笔者体会，学与做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就二者关系而言，学是做的指导，做是学的实践。历代以来，中国人对学与做的关系，有着另一种表达方式，即知与行。知，即知识、认识；行，即行为、行动。知与行之间的关系有知行先后、知行难易、知行分合等。

一、知行观的流变历程

（ 一）重行轻知的传统知行观。

知行之辩，古已有之。《荀子·劝学》云“知明而行无过”，已将知与行分立来说，并且对其相互关系表达了基本的态度；《论语》也用了较多篇幅讲“学而知之”，突出了学习的重要性；《朱子语类》言“须先知得方行得”、“义理不明，如何践履”，同样突出了知对行的重要指导作用。虽然古人很早即明白了知对行的重要影响，但是重行轻知是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基本倾向。最早如《左传·昭公十年》提出“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知易行难的倾向非常明显；宋代程颖、程颢提出“行难知亦难”，在此基础上突出了知的困难；朱熹又言“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王阳明创新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更加突出了行的重要，同时代的王夫之也说：“行过一尺方有一尺，行过一丈方有一丈”；清代的颜元也认为：“心中思想，口内谈论，尽有百千义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为实也”。

（二）革命实践的近代知行观。

1917年，孙中山在《国强在于行》中表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在一年后的《建国方略》中明确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观点。孙中山先生的知行观并非轻视行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了通过行求真知之艰难，反映了艰难求索中的中国人对时代变革、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和社会发展真理，也就是对“主义”的渴求。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在吸收借鉴孙中山等人成果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知行观的新认识，突出表现在其《实践论》中——“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二、今古知行观的不同

中国古代的知与行，主要是指道德的知与道德的行，即德知、德行，核心在如何做人上。所谓知，是知何为善，都是围绕着德行、伦理和教化来说的；所谓行，是指善不能只停留在口头、文字上，而必须转化为行为，离开道德行为则无所谓德与善。无论是知行先后、难易还是分合，传统的知行观都是围绕着道德实践来进行的。

到了近代，传统的知行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经历了大踏步的发展：一是被动挨打、民生凋敝的现实冲击了传统价值观，旧的知行观随之受到怀疑；二是传统知行观内在发展规律催生了变革性发展和提升，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三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引入，为传统知行观注入了活力。

引起新旧知行观易位的关键因素，是新的革命实践呼唤新的知行观。以孙中山先生、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革命家们以革命的实践精神使传统知行观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使新的知行观更加富有时代性、革命性。如孙中山先生认为要把寻求革命的真理放在重要位置，提出通过革命的实践发掘革命的真理，在实践基础上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扩展了“知”的范围，从道德层面提升到社会、历史层面；另一方面丰富了知的过程，明确提出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以及概念、判断、推理之间的关系，并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更加系统、科学地论证了知与行之间的关系。

三、从知行观看“学”与“做”

一是学先于做，不学无以行。知与行，论先后，知为先；学与做，论先后，学为先。学是先导，做什么、如何做，要靠学，在学习中明是非、识规矩、知荣辱，才能使行不越轨、不偏离、不失控。在时间进度上，要先学习、后践行；在作用上，要学为纲、行为体。所以，学是基础，扎实的学习、坚实的功底、厚实的储备，是指导、引领、改正行为的基础条件。

二是学指导做，不搞两张皮。正确的学做观，学为日下之树，做为树下之影，影随树动。但是现实中也存在着学做“两张皮”的情况，以致学习内容无法落地、行为结果脱离方向，学与做背道而驰。

三是学做统一，不唯书唯上。我们的认识要随着实践的需要不断修正，而我们的实践要始终围绕着宗旨、信仰和科学的价值观，是在伟大目标指引下的伟大实践，要敢于改造主观世界，使认识始终接地气，保持新鲜、蓬勃向上。所以，在知与行之间，行为知赋予了生命力，当知无法解释、服务与指导行的时候，要改进我们的学习，做到与时俱进。

四是努力践行，不惧行之难。行之难有三：一曰劳神费力、风雨兼程，舍弃良多，苦尽甘未来；二曰反反复复，一鼓作气、再作气、三作气，千锤百炼不得“真经”；三曰行之得失不自知，磕磕碰碰错常犯，浑浑噩噩事难了。所以，要由知指导行，由行提炼知，最终还是要靠行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争取最后的胜利。（蔡孝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