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简单 越快乐——那些衣食住行的片断

□ 魏小题 黄雯瑜

有人评价上世纪80年代，说那时物质匮乏，但精神丰富。在这次访谈中，一些老同志和我们讲起当时工作生活中一些与衣食住行相关的小故事，事情不大，但听起来颇有趣味。

一吨汽油和一张自行车票

审计署成立前，只有两辆车，一辆是红旗老轿车，牌照号31-01161，没有空调，主要保证于明涛同志工作使用。还有一辆是班车。班车每天早上7点多从财政部开到装甲兵招待所，住在财政部附近的同志免去了奔波之苦，但住其他地方的同志们就没有这样的福利了。

那时，汽油定量供应：轿车一个月70升，班车一个月100升。装甲兵招待所离城远，进城办事耗油比较多，加油站凭油本加油。油最紧张的时候，只能优先保证于明涛同志的汽车用油。但是班车如果跑不了，大伙儿上班怎么办？

李钦是从北京市建设建材建筑安装公司调到审计机关筹备组的，从事后勤保障工作。为了保证汽车用油，他去原单位求援，“这是我到审计署办的第一件事，报到完没几天就回老单位。还真不错，我在那儿就待了一年，但人家还是从生产用油里面给了咱们1吨，1400多升”，“当然咱们给钱了”，李钦强调。

审计署成立后，国管局正式分配指标。审计署购买了第一辆车，上海牌轿车，牌照号31-40269。车辆购置工作逐步步入正轨，用车条件也慢慢改善了。

装甲兵招待所在北京市西郊，而同志们住在哪儿呢？李钦曾回忆说，“最远的，东边有住在管庄的，接近通县；北边有住在沙河的，西边有住门头沟的。”班车只能解决少部分同志的上下班问题，大部分同志仍然要自己想办法。

上世纪80年代，交通远不如现在发达，北京市当时只有几十路公共汽车，有的同志早上五六点钟出门，八点多钟还赶不到装甲兵招待所，非常辛苦。

原机关党委副巡视员安凤华还记得，当时机关党委的陈德鑫住在沙河，每天要赶第一班的公共汽车上班，要不就迟到了。夏天的时候还好，冬天人多挤不上车，他就专门买一件羽绒服，短的，外面是滑的，为的是挤车好挤。

在计划经济时期，想买个自行车也不容易。审计署成立以后，李钦跑到海淀区商业局，在那里登记，“我们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我们要求你供应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凭证供应的物品”，“凭着咱们带国徽的大章给咱们立了户，给了一张自行车票”。这第一张自行车票给了当时工交审计局的崔建民局长。

单身宿舍和一家12平方米的房子

当时的审计署没有职工住宅。财政部招待所、沙窝旅馆、国防科工委的干休所都曾作为单身青年的宿舍；到西南饭店办公时，整个六楼就全是单身宿舍。

据一些老同志回忆，财政部招待所在三里河，一个大房间，六个床位。沙窝旅馆的房间很小，一屋两个床，吃饭要去单位，三站地。住在旅馆，大家常常早出晚归。

在西南饭店时，大家和服务员大姐处得非常好。那时候没有手机、BB机，有电话就打到楼下的传达室，大姐们就在楼下喊，几层几号谁谁谁电话，一嚷嚷大家就下去接。

那时宿舍的安全管理是让李钦犯愁的一件事。没有煤气罐，大家做饭用的都是电炉子、煤炉子，西南饭店周边当时还是农村，荒凉，“在西南饭店办公那三四年居然没有发生火险，也没有被盗被窃，这个确实是很不容易了。”隔着时光，李钦感慨万分。

后来，一些年轻同志结婚了，没有房子怎么办呢？审计署在北蜂窝煤厂给大家租房子，一家12平方米。由于房子前面没有走廊，一下雨，雨水就进去了，从前门流到后墙，于是家家都弄雨搭子。

在安凤华的记忆中，当时共十几户人家住一个院。每家都搭一个一平方米多的厨房，能搁个锅，洗个菜。一个院里一个水池子，两个水龙头，大家排着队在那洗菜淘米。“可有意思了，我们也不觉得苦。”安凤华挺高兴。

那么多人住一起，热闹。安凤华怀孕了，一天家里炖了鸡，隔壁家的女儿跑过去说：“阿姨，我不想吃别的，就想吃一个鸡腿。”安凤华说，就鸡腿让阿姨吃完了，别的都有。

住宿条件不好，但大家特别团结。安凤华小孩3个多月时，病了。她爱人出差，院里的同志晚上帮她抱着孩子去铁路医院，挂号的挂号，拿药的拿药。这件事让她特别难忘。

可租借的棉服和一毛钱的烩菜

1983、1984年，大家收入都不多，每月工资基本不超过60元钱，家庭负担也比较重。有同志要到东北出差，需要额外购置棉服、棉鞋。为减轻大家的负担，审计署便专门买来军大衣，还分男女款，有同志出差就会去借。

对于现在的人而言，租借服装去出差的事已再难发生。但在当时，却为大家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困难。

民以食为天，在单位咋吃饭？当时每个月要凭粮票和钱去换成代金券和饭票，再用这两个票去买饭买菜。在装甲兵招待所办公期间，在招待所的食堂吃饭，人家卖什么就吃什么，没有选择余地。当时有一道菜叫烩菜，就是把头一天晚上或者上一顿剩下的所有菜放在一个锅里煮一下，再卖。一毛钱一份，很便宜，有人很喜欢。

为什么有人喜欢吃这个菜呢？李钦笑着说，“（因为）有的时候能从里边吃出鱿鱼海参来。”后来人们质疑这个菜到底是从哪儿剩下来的，因为平时窗口不可能卖鱿鱼海参。“有人猜测可能还有一个会议餐厅，是不是那边剩的菜都给倒在里面了？大家质疑这个事儿后，就没人再吃了。”

在计划供应年代，北京市除了菜，鱼肉蛋粮皆为定量供应。现在超市里常年供应各地的蔬菜瓜果，但对当年的许多中国人来说，诸如冬天吃西瓜这样的事根本就是个笑话。

为了改善同志们的饮食，审计署在后勤保障工作上也颇费了一番心思。比如利用地区差价到产地直接拉运一些农副产品，“到辽宁锦州去拉苹果，到湖北宜昌去拉橘子，到山东海边去拉鱼和肉，最近的也是到河北赵县去拉点鸭梨。”李钦说。逢年过节买肉很困难，署里也会想办法分点东西，牛肉、羊肉、带鱼、鸡蛋……肉是冻的，要用锯锯、斧子砍；没有秤，鸡蛋就你一个、我一个。

李钦那时正准备考电大，临近考试时赶上要去外地进货。他太太提醒他，“你应该解决学历问题了，你这个学历不行”。李钦说那时候人的思想简单，他说总得有一头做出牺牲，学习、考试跟工作有冲突，你服从哪一头？“我和我太太说，相信审计署的领导和同志们眼睛是亮的，我做了大家会看到。”

尽管条件苦，大家却很少抱怨。现任经济执法审计局副局级审计员的丁玎觉得最有意思的一次，是当时有同志弄过来一车皮哈密瓜，在西直门那儿，把好的装车拉回署里给大家分，还有一些挤烂的，不舍得扔。于是丁玎他们就弄了辆车，把烂的削了再切成块，到一个朋友工作的医院去卖。那时候物质匮乏，哈密瓜不多，价格又便宜，很快卖完了。有人说审计署第一档买卖就是丁玎做的。

80年代单纯，快乐也似乎来得容易。一些老同志还记得逢年过节时分东西的场面，采访时他们会问，“有人说过分鱼分肉的事吗”，称那是在装甲兵招待所时很大的一项工作。“一到过年过节，楼道里摆着肉，大家就开玩笑，‘谁的肉？’‘你别动，那是我的肉’”,老同志一边说着，一边又笑起来。

1984年兵器部671厂试审全体成员合影，段铁智(后排左四)身穿从署里租借的大衣。（图片由段铁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