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路趟出来，再难再累也能承受”

——记1984年辽宁财政试点审计

□ 王旭班

新中国国家财政审计，开端于一次试点——1984年辽宁财政试点审计。这是一次重要的审计，起步奠基，载入史册；这是一次艰难的审计，苦辣酸甜，令人难忘。

试点对象，艰难的选择

1983年9月，审计署成立大会期间，召开了全国审计局长座谈会，会议确定：财政收支，必须审计，起步探索，先抓试点。每个省至少先抓两个试点单位。审计署则先试审一个省。

审计署的财政试点工作正式开始已是1984年8月。酝酿、筹备时间用了将近一年。财政审计涉及范围广，难度大，不能不慎重，必须尽可能准备充分。

组织试审，首先要选试点单位。而这第一个环节就成了难题：选谁做试点单位？谁都不愿意揽这个角色，都怕被查出问题不好交待，都觉得“不查别人只查自己”不大公平。

经过多方做工作，最终选择了辽宁省作为试审对象。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其一，辽宁是个大省，财政上缴比例比较大；其二，辽宁省审计工作基础比较好；其三，也有人头上比较熟悉的因素。

当时的辽宁省审计局长是位老同志，是从省财政厅调过来的，审计局财政处长是从财政厅预算处调过来的，审计署试审组就通过他们给财政厅做说服工作，又通过财政部的同志帮忙协调。审计署承担这项试点任务的负责同志，原来也在财政部工作，跟省财政厅的厅长、预算处长熟识多年，恳请对方看在老朋友面子上，配合一下。但好说歹说，省财政厅就是不肯，想方设法推辞。

后来，双方商定了条件：只是摸摸路子，对查出的问题不报告不处理。其实当时试审组的初衷也确实如此，就是摸索规律，探索方法，看看财政审计如何入手、怎样的工作程序。

得到这个承诺，辽宁省财政厅才勉强答应了。财政审计第一个试点对象，总算落定。

摸着石头过河

为确保这次试审的工作质量，试审组做了精心筹备——

制定规则，明确试审任务；

配备干部，明确组织分工；

专项培训，明确技术要求；

……

试审组由15人组成。其中署机关4人：审计署财政金融局局长张燕生，以及王道成、秦萌、高占军，张燕生、王道成担任正、副组长；还有11个人是从北京、黑龙江、江苏、四川、云南、陕西六个省市临时抽调而来。

组内进行了明确分工，分成了总预算组、工业组、商贸组。各小组既分工，又合作。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印制了一整套审计方案——当然 ，是油印的，当时还没有电脑。

试审组进驻辽宁省财政厅。按照程序首先跟财政厅几位领导见面，就审计一些想法和工作方案进行了沟通。然后就正式开展工作了。

一上手，各种困难就接踵而至。财政审计，对当时每个人来说都是开天辟地头一遭，虽然制定了方案、培训了方法，但具体操作起来，情况千变万化，不时遇到新问题。到底该从何入手，不清楚，摸着石头过河。

试审组白天了解情况，晚上回来分析，寻找切入点，琢磨从哪一个问题入手，然后再具体分工，哪个人做什么 ，哪个事怎么办，干完一天晚上就碰头，研究第二天怎么做。就这样，试审一点一点摸索着进行。

首先要核实收支，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由于当时的审计工作不太被理解，特别是财政部门从来没有接受过监督，要去查账、核对，难度很大。核实当中涉及方方面面，尤其涉及财政厅以外的单位，如到银行、金库核对数据，对方不支持，要么说为客户保密，要么说你没有法律依据，无权接触资料。

试审组只好多方做工作，通过省审计局老领导和财政厅的老领导，设法疏通、承诺，才得到一些数据。“那时候我们不是去监督，是去求人，求人家给你支持。不要说审计执法权威性，那时候我们进到人家那儿都是小声小气，不敢坐不敢站。比如说给我们一些资料，我们就得用笔抄，人家在那儿看着。说给我们复印一份吧，不行。非常难。特别是发现了问题，要核实取证更难。因为核实取证要向财政厅有关的处室去核实。他们有些是资料不全，过去财政透明度不高，处室之间都是互不沟通的。有些情况人家不提供，说没有这个，其实都有的。比如说预算编制，肯定都有根据，给哪个单位多少钱，你肯定有依据，我们在财政都待过，说没有，怎么可能！”

直到现在，王道成回忆起当年的经历，依然有几分无奈，但更多的却是一份坚定，“从当时来讲，工作的难度，外部的难度，我们还没感觉到特别不可接受，因为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当时的基本目标就是只要能试点，能趟路子，什么都好说。这个思路就是把局面打开，实际就是一种创业。把路趟出来，再难再累我们也能承受。哪怕对方再不支持我们工作，也要把事业开创出来，当时有这个精神在支撑着我们。”

“大车店”里的苦与乐

大车店，是早年存在于东北民间的一种简陋旅舍，主要为赶路的马车夫们提供简单食宿服务，费用低廉。目前其早已绝迹，仅“大车店”一词尚存，成了“简陋廉价”的象征。

辽宁财政试审组最初进点的时候，省财政厅安排住在军区招待所。试审组觉得那里条件有些偏高，想换个条件低一些的，于是第二天就搬了，搬到一个叫“东北招待所”的地方。

“那完全就像一个大车店。”秦萌笑着回忆，“我们房间四个床位，住着三个审计组的成员，还住着一个来沈阳看病的客人。混住在一起。卫生间也是公用的。”

吃饭是大食堂，晚了就没饭吃。组员们每天回来都要碰头，要么回来晚了，要么讨论起来忘了看表，就吃不上饭了，只能到街上随便吃点，或者随便对付一下。

“大车店”旁边有个卖生啤酒、冷面的地方，每当错过饭点，王道成经常花一两毛钱在那儿买碗生啤、弄碗冷面应付一下。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12点以后，半夜饿了也弄点生啤胡乱灌进肚里，又提神又解渴，还能撑肚子消除饥饿感。但不知从哪天起，他再也不能沾酒了，不止是生啤，什么酒都不能沾，沾点酒就拉肚子。这个毛病，一直留到现在。

“大车店”里没有办公的条件，开会就坐在床上，写字就趴在床上。试审组一名老同志戴着老花镜趴在床上写字划表，这场面让组员们至今难忘。

条件很艰苦，但组员们倒是很充实。“要说那个时候苦，其实也挺乐呵，因为我们感觉每天都在发现问题，都有收获。审计有这个特点，找到问题，就觉得有成果、有成就感！”王道成说。

那时虽然还没有“八不准”审计纪律，但“自律”二字之于审计，是与生俱来、不可分割的。

审计结束后，辽宁省一位副省长要请大家吃顿饭，组长张燕生毫不犹豫谢绝了。“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做审计工作，就不能接受人家吃请。”他曾这样回忆。

交换意见，火药味十足

一个多月紧张的试审工作结束了。尽管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但试审组还是取得了不少成果。辽宁是财政上缴大省，所以试审组重点查的是财政收入方面，发现了6类问题，共计5.4亿资金。

双方交换意见阶段,试审组把查到的问题提出来，说得也非常委婉，比如说建设银行拨款改贷款，还回来的贷款应该上缴财政，中间还要给中央上交一部分，但审计中没看到账目，没看到上交记录，恐怕不大合适。没想到对方一听立马就跳起来了，反应非常激烈。

他们当场反驳，这类问题，是普遍的，谁都这样，拿我试点揪住我了，你查谁账谁都有！再一个，你们承诺不揭露问题，不揭不报，今天怎么还这样！

财政厅一位重要的领导当场离席而去，场面气氛非常尴尬。后来省审计厅的领导只好再次出面规劝：“既然审计了、发现问题了，总是要给咱财政厅提出来的。依法审计，依法定性，处理时我们会充分考虑实际情况，试审嘛可以不处理，但是不能不说，这是审计必经的一个过程。”

这次交换意见，给大家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很多年以后，大家还曾谈论起此事。在纪念审计署成立20周年的视频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此次审计的对话。

高占军：“当时交换意见以后，因为他们不理解审计，所以提出了很多反驳意见。交换意见双方可能火气都比较暴躁一些，我听说跟这个财政厅长拍桌子了。”

张燕生：“拍桌子，这个没有。王道成同志可以作证。”

王道成：“拍桌子倒是没有。但是厅长讲话激动，拍着桌子讲话，这种动作还是有的。当时气氛相当的僵。”

各人说法不一。究竟拍没拍桌子，也许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双方意见不合，不欢而散。

省财政厅领导愤然离场，交换意见进入僵局。最后试审组只好向对方表示：审计意见财政厅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还可以提意见。对方既不表态，也不签署意见。无奈之下，试审组只好带着审计报告回京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回到署里，大家都很犯难，一直不知怎么处理这件事。组长张燕生左想右想，越想越不是滋味：有情况就得报，就得发挥作用，要不然审计花这么大成本，还有什么意义？

随即，他给田纪云副总理写了份材料，反映审计发现的问题。国务院领导得知情况后，要求解决处理有关问题。这一处理，特别是“拨改贷”上交的还款，高达几亿元，按当时的规定，可能要交一两亿元。

这事由审计署提出、国务院督办。但被审计单位不高兴了。辽宁省财政厅长来京办事，正巧被多年老朋友王道成碰到，王道成热情相迎，对方根本没理，擦身而过。

厅长之所以这么恼火，是因为受到了省政府的批评，“你们当什么典型不好，干嘛去当试审典型！”

对试点单位的负面情绪，王道成等同志都很同情，毕竟人家是做了试点，毕竟只审他没审别人，其他没审到的单位或许有更严重的问题存在。

不少传言，诸如“审计署的人太不够朋友”之类，传入耳中，也挺难受。但听得多了，也就不太在意了，“干审计就不要怕得罪人。”大家不约而同地说。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辽宁财政审计试点，收获颇丰，达到了起步探路的目的。后来的财政审计基本上是在此经验基础上不断完善提高。其归纳出的“听、问、看、查、议”“核、比、阅、析、抽”等操作方法，成了重要的审计手段；其总结出的“真实性、合规性、政策性、效益性”四大原则，至今仍是财政审计的重要方针。

三十几年来，财政审计日益发展，作为国家审计的龙头，在健全和完善政府审计监督机制，推进审计工作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乃至促进国家良治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审计署关于对辽宁省1983年财政总决算审计结论的通知草稿。（审计博物馆杨媛媛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