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派办的由来

□ 席海昕

审计署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被称为审计署的“野战军”。审计署为何设立派出机构，如何选择第一批设立特派办的城市，又是怎样挑选特派员的？2015年10月，我们走访亲历者，翻阅资料，去还原那些难忘的历程。

“审计署要有高度的独立性”

1985年7月，新华社兰州分社记者采访甘肃省审计局副局长杜玉璋后，撰写了《一个审计局长的苦恼》一文。文中反映了当时审计工作面临的诸多困难：审计实施难、协调难、处理难，“上下左右”的关系不好处理，审计工作不被重视、备受干扰，等等。就在采访前不久，甘肃省审计局将两个煤矿的审计报告按规定抄报审计署和煤炭部，却受到了省里领导的批评。

这篇文章被新华社采用后，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有领导提议，能否对地方审计局采取“署、地方双重领导，以署为主的体制”。

然而宪法第109条已经明确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双重领导、以署为主”显然与此条不符。

审计署计算机中心原主任王智玉曾回忆：“（当时）姚依林副总理与吕培俭审计长商量，‘咱们比照外贸，搞特派员，怎么样’？”

同年7月29日，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在北戴河听取审计署整党工作情况汇报。汇报时，审计署在“加强审计署机关的建设”中特别提到：“中央各部门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大都分散在各地，按财务隶属关系，地方审计机关无权进行审计，为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直属单位比较集中的地方，审计署拟设立派出机构，或采取地方审计局加挂审计署派出机构牌子的办法，配备必要的人员，办理这方面的审计任务。”

如何加强审计署机关建设？与会领导讨论热烈，但有一点非常一致：监督部门不独立，很难监督，中国的经济监督需要有更大的独立性。中央领导作出决策：“审计署要有高度的独立性，要加强对中央在地方企业事业单位和地方政府的经济监督，设立派出机构。”

建立第一批特派办

审计署特派办的建设提上日程，但派出机构应该设多少，设在哪里合适，工作又该如何开展？

经过深入研究，署党组决定：分批完成，先试点，再慢慢扩大。

当时，设立特派办的主要任务是对国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国有银行、国家投资的重点建设项目、属中央直属管理的计划单列市的企业集团，中外合资、合营、联营企业的财政预决算进行审计。由于这些单位和项目多聚集在经济发达地区或是工业化比较高的城市，在综合分析各省市经济形势和发展情况后，审计署选定在沈阳、上海、武汉、广州4个城市设立第一批特派办。

1985年11月27日，《国务院批转审计署关于改进对地方审计工作的领导和设立派出机构问题报告的通知》正式下发：“1986年，先在上海、沈阳、武汉、广州等城市和少数中央大型企业试设审计特派员，根据审计署的授权，进行审计监督，直接对审计署负责。审计特派员由审计署任命局级干部担任。在特派员领导下设立办事处，办理审计方面的具体工作。”

1986年1月，沈阳特派办成立；4月至6月，上海、武汉、广州特派办依次成立。

1988年，吕培俭审计长赴四川、湖北、河南等地调研，同年，成都、郑州等特派办成立。图为5月18日，吕培俭审计长在调研时，与重庆市、区、县审计局负责同志合影留念。第一排中间为吕培俭同志，右一为刘家义同志。（图片提供梁艮华）

审计长亲自选将

“欲治兵者，必先选将”。特派办的审计对象层次高，需要较高水平的工作者。当时，审计事业刚刚起步，在国人眼里还是个“盲区”。吕培俭审计长深知这项开拓性事业中人才的重要性，于是亲自出面物色人才、选调干部。

上海，我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审计署在这里设特派办，谁来当特派员非常重要，还关乎能否开个好头的问题。审计署人教司原司长梁艮华曾多次陪同吕培俭审计长去地方选调特派员，她回忆说，“上海这个地方比较特殊，特派员应该有一定的威信，能镇得住”，“我陪吕审计长去上海选人，徐慎行当时是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财经管理经验十分丰富，地方上人头也熟，好开展工作”。

当时吕培俭审计长和梁艮华找到了上海的市领导，直截了当地开口“要”人。商谈过程非常顺利，上海特派办的第一任特派员就这样确定了。

在特派办的创建中，审计署采取先调少数业务骨干，搭起架子，再逐步扩展的办法。上海特派办的徐慎行，广州特派办的严省，武汉特派办的陈启明，沈阳特派办的王鼎臣，这些老特派员是特派办的第一批领导者。

继1986年首批4个特派办成立后，这支队伍一直在壮大之中：

1988年至1991年，哈尔滨、南京、郑州、济南、成都、昆明、长沙、西安、深圳、太原、京津冀、兰州12个特派办成立；

2001年，设立长春、重庆特派办。

自此，审计署特派办的数量稳定在18个，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多年来，18个特派办不断发展壮大，“战功显赫”，成为一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审计力量，被称为审计署的“野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