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之路 ——特派办的记忆之一

□ 翟 欣

自1986年起，审计署成立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这支队伍就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之路。伴随着改革开放，这支队伍不断壮大，蓬勃发展，逐渐成长为一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野战军”，为审计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首先是找办公的地方”

回忆特派办组建之初的情形时，审计署驻济南特派办（以下简称济南办，其他特派办同）首任特派员翟熙贵一直难忘：“首先是找办公的地方，找了多家招待所，在审计署给的房租费范围之内，找到了一家。一开始招待所不让我们挂牌子，我说不行，必须挂在外面。”由于连张办公桌都没有，济南办的同志们常坐在地上，手捧文件夹起草文件。

1994年，济南特派办迁入新办公大楼，结束了租房办公的历史。图为该办举行新办公大楼挂牌仪式

成都办租用的是某招待所的客房，办公基础条件差，他们就趴在床铺上或坐在地上处理文件。由于被褥比较软，稍一用力便会力透纸背，他们就垫上纸板或文件夹。

重庆办当时的筹备组组长是王中信。他记得在建办初期，经费很紧张，必须一切从简。没有办公楼，研究工作都是在招待所的房间里，甚至连一些基本办公用品都是用自己工资先垫支的。第一次开领导办公会时，会议用的笔记本都是现跑到楼下去买的。

“那时招待所条件不好，经常有蟑螂，房间冬天很冷，夏天很潮，被褥霉得厉害，但并没有影响工作热情。”参加重庆办筹备的孙晓岩说。

1989年夏，郑州办搬到河务局招待所，信封、稿纸等办公用品放在一层收发室，还存有不少档案资料。一个周末，雨特别大，因为加班赶一个材料，李建洲晚上准备在办公室凑合一宿。到半夜，雨势更大，一层地势低洼，快要被淹了。一看这情形，他赶紧去敲隔壁值班领导的门。领导立刻组织施救，把能联系上的人都叫来，齐心协力把所有东西扛到楼上，避免了档案资料遭受损失。

一九八九年郑州特派办成立时合影

“除了从审计署领来的一枚印章外，再无其他任何资产，真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我们从财政厅借来了稿纸、大头针、印泥、液化气罐等必需品；没有办公场所，就蹲在马路边僻静处商量筹建事宜；没有钱开设银行账户，就几个人凑钱开户。”兰州办的刘瑶一直记得当初建办时的辛苦。

单位没有食堂，大家就在外面随便凑合吃，或在单位做点简单的饭吃。一架乒乓球台，既当办公桌，又当饭桌。有的特派办连仅有的一块刻字钢板，两把算盘都是借来的……

组建初期，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但审计人艰苦创业，严格要求，稳扎稳打，为特派办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你是谁？”

特派办组建初期，对很多人来说，“审计”仍是一个陌生而新鲜的词汇。审计是干什么的？审计该怎么干？社会上并不了解。

哈尔滨办的冯光曾经接到一个电话，问，你们办事处有多少床位？在人们的印象中，办事处就是搞接待的，“弄得我们非常尴尬。”

郑州办的李建洲当时在办公室工作，常要和别的单位联系，有时候打电话介绍自己是审计署的，电话那头就会问：“谁的叔？你谁啊……”要反复解释才行。

而对于重庆办的张平来说，作为“审计新人”，当时最紧要的是弄清审计对象有哪些。他和易凯曾一同前往西南兵工局摸底。当时单位还没有统一印制的介绍信，为了工作沟通，他们就仿照其他单位格式，用WORD文档写了一张介绍信，打印出来使用。西南兵工局并不知道有这个单位，看到介绍信以为他们是骗子，先后向重庆市多个部门进行核实后，才打消疑虑，接待了他们。而类似这样的“幽默”不胜枚举……

成都办的黎泽荣很感慨：“我参加的第一个项目是成都电力调度大楼审计，到被审计单位，首先要给人家介绍审计是干什么的，特派办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有的被审计单位的同志还以为特派办就是街道办事处，或者是一个临时办事机构。所以，我们要给别人解释，要积极宣传，有时候还需要办领导出面协调……”

以小环境影响大环境

“招兵买马”，是特派办组建初期的重要工作之一。当时社会上一些人以为这是个临时办事机构，没准说撤就撤；也有的嫌特派办无福利、无住房，条件差，一些应聘者临阵而退。

昆明办第一任特派员赵九如在回忆建办初期工作时说，当时开展工作所需的一些软硬件都不足。主要面临三个难题，一是人员不足，二是经费紧张，三是经验缺乏。“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首先是找省里要人，开始答应给我们几十个人，但到不了位，最后到位18个。我们的经费也捉襟见肘，各方面开支都非常紧张。一块钱要当两块钱花，能节省的尽量节省。”

虽然艰难，但审计工作还要正常开展。大伙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苦、累都抛在脑后，一定要争口气。

上海办的顾蕙兰回忆说：“当年，被审计单位普遍对审计不重视，不配合。我们审计上海电力时，进点七八天也拿不到会计资料。后来从下面电厂了解违规情况撰写了简报后，找局长再谈，他们就配合多了。当时我们注意积累审计经验，并在处内加以推广，另外注意撰写简报，扩大审计影响。”

建办初期，上海特派办全体干部职工合影

广州办的帅林淇记得有一次对银行进行审计，被审计单位找出诸多借口，只让审计人员看财务收支不让涉及具体银行金融业务，后来该办的朱惠红、刘丹、黄珊珊等同志经过努力，终于开展了金融业务审计。当时很多审计，一旦涉及具体业务时就会受到一些阻碍，有时被审计单位还和审计人员玩“捉迷藏”，找的人常躲避不见。“我们得善于动脑筋，审得对方心服口服。”

长沙办的黎波涛讲了这样一件事：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审计署第一次搞国库审计时，该办负责沿海一发达省份的国库审计。当时发现某市分行国库科有延压税款情况，该省行国库处负责人以电脑系统出现故障为由，指责谩骂审计人员，拒绝审计，“我们就一边耐心做解释工作，一边认真依法审计，向省行领导通报情况，宣讲政策，保证了审计工作顺利进行。”

长春办组建初期，申丽芬有一次出去审计。“我们列出资料清单，被审计单位的科长不配合，不是推诿，就是给虚假资料。我们（只能）一层一层往上找。一般干部要资料不给，处长就去要，如果处长要不来，办领导去交涉。反复给他们讲道理，告诉他们提供虚假材料是违反审计法的行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她记得有一回，被审计单位有位50岁左右的女同志，拿的账本不全，有些是假的，当时就哭了，说真不知道这么做是违法行为。单位的领导也做了检讨，承认错误。

随着审计工作的开展，一些被审计单位受到很大震动，审计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以小环境影响大环境，审计工作的局面要靠严谨的作风、扎实的业务能力、斐然的业绩去打开。被审计单位对审计的态度，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理解到理解，从有怨言到接受，这是几代审计人辛劳的结果。

苦中有乐

“野战军”的“战场”多在异地，出差是常态。为了做好工作，他们克服了很多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

1991年，西安办的于海玉到潼关东桐峪矿审计。这个矿离县城有13公里，全是山路。由于交通工具所限，矿上也没有招待所，审计组的同志只能住在矿卫生所的病房里，4个人一间房，为了安全，只好从外面锁上门。

“吃饭条件差，交通不发达，住宿是两三个人一个屋子。有的男同志打呼噜，同屋的同志睡不着，就裹着被子睡到卫生间的浴缸里。宾馆陈旧，浴缸的水龙头拧不紧，把被子都泡湿了。但他太累了，都没有发现。第二天上班，把这事当成个乐子讲给大家听，哈哈一笑，调剂气氛。” 这是郑州办宋芳很难忘的一件事，“苦中有乐”，她说。

审计在外，常会遇到吃、住、行的问题。有的被审计单位没有招待所，为了工作方便，大家就在被审计单位的办公室凑合一晚。一些地方条件有限，夏天时，一星期才能坐着卡车去附近的矿上洗一次澡。等回来时，路上尘土飞扬，一身汗，澡就白洗了。去南方审计，天热，房间里没有空调，几个人住一间房，晚上睡不着就住走廊里，却被保安当成了小偷。

有时到一些交通不便的地方，免不了要吃些苦头。坐闷罐车，拦过路车，在泥泞中提着皮箱走四五里路；搭拖拉机被熟人撞见当成笑谈……这些是很多特派办老同志的亲身经历。

1991年西安特派办审计人员在潼关的东桐峪矿审计时的合影(本版图片由各特派办提供)

1991年西安特派办审计人员在潼关的东桐峪矿审计时的合影一个单位的发展，总有从无到有的过程，特派办创业之初，写满艰辛与付出，这是一代审计人难忘的记忆。如今，特派办的办公条件有了很大改善，队伍建设、业务能力也有了大幅的提升，而整个社会对审计工作也更加理解和认同。天高海阔风尚好，祝福特派办乘风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