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义审计长2011年7月8日在中国审计学会第三次理事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主题演讲，提出了“审计实质上是国家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其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命题。这是从一个新的高度对国家审计进行的科学诠释和重要定位，如何深入理解和认识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审计更好地履行职责，提升参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就其中的一个方面，即风险社会治理与国家审计的关系做粗浅分析，以抛砖引玉。
    一、风险社会治理理论
    20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一起提出了有关“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概念和理论。经过相关学者多年来的理论研究，风险社会理论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体系。
    一般来说，对于，风险社会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现实主义者，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如极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发的事件能导致或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比如核危机、金融危机等。第二种理解是文化意义上的，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第三种理解是制度主义的，以“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倡者和构建者贝克、吉登斯等人为代表，相比之下，他们对于风险的分析更为全面深刻并更有影响。这种理论认为社会风险的出现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因为现代制度的构建虽然提高了人们认识和消除风险的能力，但也产生了新的更大风险，比如技术风险和制度风险。风险的解决不是要消除现代性制度，而是对它们进行反思性变革。
    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可以这么说，我们人类处于风险社会时代，但不仅仅讲某个国家是风险社会，尽管那个国家的国内情况比其他国家更不安全。同时，风险社会不仅仅是一个认知概念，还是一种正在出现的秩序和公共空间，这更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
    一般来讲，风险可分为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虽然从表面上看，自然风险好似与人类文明无直接相关，但从现实意义来讲，很多自然风险都有人为因素在内，例如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同时几乎所有的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都必然将巨大负面影响传导到人类社会，如地震、山洪暴发等。从现代风险社会理论来讲，随着人类活动频率的增多、活动范围的扩大，其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从而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
    现代风险社会理论中研究的风险具有如下的特点：（1）从根源上讲，风险是内生的，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而自然“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风险的内生特点更加明显；（2）在影响和后果上，风险是延展性的。其空间影响是全球性的，超越了地理边界和社会文化边界的限制，其时间影响是持续的，可以影响到后代；（3）在特征上，大部分风险后果严重，但发生的可能性低。因此我们可以说，尽管风险增加了，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生活的世界更不安全了；（4）在应对方法上，现有的风险计算方法，经济补偿方法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通过提高现代性的反思能力来建构应对风险的新机制。
    从以上理论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风险社会是现代人类社会必然要面对的客观现实；二是风险的产生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及现代化进程直接相关；三是风险社会治理实质上是国家治理的一个侧面，需要对国家治理各方面进行“反思”和“调整”。
    二、现阶段我国风险社会现状
    现阶段总体来看，我国在整体平衡的情况下，隐藏着悄然加剧的社会风险。当前的社会转型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平衡状态,这使我国在整体上已进入一个社会风险高发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核心价值遇到挑战、贫富差距悬殊、群体事件上升、经济体系脆弱、政治生态复杂、自然灾害严重、安全事故频发等几个方面。造成社会风险高发的原因主要有: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加剧了利益分配不均和利益分化程度;社会转型与制度转轨导致成熟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缺失;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利益的裂变加大了国内社会风险的累积;社会成熟度不高放大了风险产生的概率和风险治理的难度。**
    对于社会风险的治理，一是应该从思想上培养风险观念，充分认知、直面风险；二是建立风险治理的机制体制，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专家、民众等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三是掌握风险治理的方式方法，主要包括风险的识别、分析、评价、预警、处置及日常监控等。四是提供风险治理的保障条件，包括政治保障、制度保障、资源保障及文化保障等。***
    可以看出，现代社会风险治理中政府始终处于主导位置。党的十六届六次会议已经明确提出，“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我国政府必须面对现实，审视自我，科学施政，探索符合社会发展的国家治理模式，同时，尽快建立并完善风险预警及处理机制。
    三、国家审计在风险社会治理中的定位
    国家审计应该在国家治理，特别是风险社会治理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审计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审计实践的必然要求。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风险社会治理中科学合理地定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
    中国古代有个小故事，有人问华佗，你们家里兄弟三人谁的医术最高，华佗说，我大哥的医术最高明、其次是我二哥，医术最不怎么样的就是我了。当问及原因时，华佗说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话：我大哥治病是在人们尚未察觉身体有病的时候为人们医治的，人们对他医术不甚了解。我二哥治病是在人们开始发病的时候通过望闻问切，开处方医治病人的，人们只是对他有所了解。我看病是在病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才给病人下药，所以人们认为我能够起死回生，药师在世，因此我最有名气，论水平我与我的兄长差距很大呀！在《黄帝内经》中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简单的直译就是“不治疗已发生的病变，治疗未发生的疾病，不治疗已经乱了的世道，治疗未乱的世道”这恰恰说明了中医临床对预防疾病的重视。也体现了中医对未病时的病症的把握。中医认为病不是一下就得来的，病的产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治疗未病的中医才是良医。犹如华佗说他的大哥治疗未病，二哥治疗病中，而华佗治疗病入膏肓的人。也因此华佗的名气大过其大哥和二哥，实际大哥和二哥的医术却比华佗高明。
    笔者觉得，国家审计应该像上面的那个故事一样，“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从风险理论来讲，风险有产生、发展、爆发三个阶段，而相应就有预警、决策、善后三个梯次的风险治理过程。与其在风险爆发后全力善后，不如在风险未发展之前，及时预警与有效处置，防萌杜渐，将危机以最小代价化解。因此，社会风险的预警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国家审计在这方面应该大有作为。作为政府机构的组成部门，国家审计应当增强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成为风险社会治理机制体系中重要的环节，树立风险社会治理意识，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自身职业特点，敏锐地发现、科学评价并合理揭示社会风险，更多起到重要的预警作用。
    四、国家审计参与风险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在风险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家审计应该特别注重强调独立精神，力求站在更高的位置，充分履行职责，一方面成为风险社会治理的前哨，有效预警和缓冲相关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当好风险社会治理的参谋，规范与促进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从而化解社会风险，避免社会危机产生。
    要充分发挥审计机关具有的独立、客观、公正、以及职能涉及经济社会各方面等优势，从而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早感知风险，提前发出警报，起到对风险预警作用。同时，注重前移审计监督关口，加大查处力度，通过依法有效地对违法违规问题进行严肃处理及向社会公示，纠正错误，促进整改，从而保护各方法的合法利益，对社会矛盾起到一定的化解与缓冲的作用。这些都要求国家审计在实际工作中，要有大局观和全局观，站在更高的层次，从关注国家安全层面发挥审计的预防免疫功能，维护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财政安全、金融安全、国有资产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经济信息安全。
    同时，国家审计也要充分发挥审计的建设性作用，树立风险社会治理意识，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发现社会风险苗头及倾向性问题，在及早预警的同时，更应从机制、体制、政策和制度层面分析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从而进一步发现潜在的风险隐患，并从风险社会治理的角度思考，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促进风险社会治理机制体制优化。（王长生 邵 荣 唐少文）

    参考资料：
    1．《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08博士尹建军著 ）
    2．《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张成福 陈占锋 谢一帆著，刊登《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5期P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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