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无声(短文)
邓雁富(湖北省崇阳县审计局)
【发布时间:2014年0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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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心情郁闷的年份,在一个粽香弥漫的季节,在一个星稀月朗的夏夜,父亲去了,带着对人世的眷恋,带着对母亲的牵挂,带着对儿孙的不舍……
    
    父亲去了,再也摸不到他的脉动,测不到他的体温,闻不到他的气息,听不到他的教诲;再也不能为他守最后一个夜、喂最后一口水、煮最后一碗面、花最后一分钱。虽然我把他的手机装进他的行李,虽然我再次为他续交了话费,那个曾经拨打了千百次的号码,再也没人接听……
    
    父亲去了,再也不能回来!留给我的是流不干的泪,忆不尽的情,续不了的缘……
    
    父亲于1935年出生在铜钟乡独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生逢乱世,历尽沧桑。两岁的时候,恰逢“七七事变”,日寇侵华;四岁的时候崇阳沦陷,三光政策惨不忍睹。房屋被鬼子烧毁后,无家可归的他到处逃难,后在一柏树峦安家,在茅棚里度过苦难的童年。
    
    父亲从1946年开始读私塾,由于天赋聪颖,深受老师的赏识。当时有个叫王金晃的老师对他说:“如果你想报效国家、干一番事业,最好还是去报考国立学校”。于是在195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崇阳中学。
    
    1953年,美帝国主义的铁蹄仍在朝鲜践踏。为了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刚刚18岁的父亲不顾家庭的反对毅然弃笔从戎,报效祖国,参加了朝鲜志愿军。当时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士兵是军中之宝,于是他被编入内蒙古空军,没有入朝参战。在部队他勤奋好学,积极进取,热心助人,深得领导和战友信任,次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在部队组织的一次篮球赛中父亲不小心摔断了手臂,被转业到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工作。在这里,他的知识正好派上用场,部队作风充分显现,气象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不到5年便提拔为正科职干部。
    
    1962年,正在父亲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爷爷病危,哥哥出生,家乡饿蜉遍地。此情此境,让父亲悲喜交集,立即决定辞职回家。气象局党组书记再三挽留他:“小王,你这么年轻,又有文化,有能力,就这样回去太可惜了,将来你会后悔的!”。父亲拍着胸脯说:“请书记放心,我永远不会后悔”。坐在一旁的局长见父亲心意已决,就劝他说:“那你就等段时间吧,让人事科把你的调动手续办好再走”。父亲谢绝了组织的关心,第二天便惜别了领导和同事。
    
    当时一个有文化知识的干部回乡,可谓是地方的“香饽饽”。很快父亲便成了多方“争夺”对象,铜钟、白霓的多名校长登门请他去教书,并承诺办理转正手续;高堤公社党委邀请他到谭家大队任大队长、支部书记。父亲考虑到农村更需要他,于是就选择在谭家大队安居,踏上了为谭家人民服务的征途,在支部书记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8年。
    
    父亲到谭家后,首先考虑到的是如何搞科学种田,如何搞机械化,而这些没有文化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在各生产小队办起了农民扫盲夜校,在大队里创办了文化室,宣传队,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采取自编自演等方式唱红歌、颂党恩,鼓励青年们纷纷参加,那时的谭家大队呈现出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新景象。
    
    1964年,崇阳遭遇百年大旱,高堤河多处水源干涸,只有河心尚有一线水流,河两岸的白路、谭家、湾头等大队抽水机昼夜不停,还是无济于事,以致田地一片焦枯,就连生活用水都很困难。就在这节骨眼上,时任白霓区高堤公社社长的庞官雄同志出于袒护自身大队利益,同意白路大队群众在高堤河上游拦河筑堰切断谭家、湾头等大队的抽水源头。这一不公行为激起谭家、湾头等大队的群众愤怒,各生产队队长都发动了群众准备跟白路大队进行对决,双方准备了石灰包、土炮等武器。眼看一场恶性群体性事件就要发生,几个大队的干部们也无计可施。在这紧要关头,父亲临危不乱,挺身而出,找到了庞社长理论,要求拆除拦河堰,平息事端,庞置之不理。父亲愤慨地说:“你身为一社之长,竟然只顾一己之私,不管他人死活,我要到县里告你”。于是他当即写了一要情报告呈报县委,得到了县委的高度重视,县委派出20多名公安人员赶往现场,维持秩序,控制事态,并责定庞社长挖堰放水,从而化解了一场血光之灾。从此,附近几个大队的干部群众对父亲更加敬重。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立场坚定不做墙头草。为了保护一些无辜的干部,他敢说敢做,多次被红卫兵发难批斗,个别造反派甚至对父亲拳打脚踢,四小队的姜灿华就首当其冲。但桥归桥,路归路,父亲从不因个人恩怨而报复人。有一件小事,至今令谭家人民难忘。有一次姜灿华兄弟俩跟吴家大屋人在中畈塘里车水发生争端,吴家人多势众先动手,打了姜灿华兄弟,当时父亲刚好路过此地,是目击证人。大队干部吴丙南同志知道姜灿华在文革中整过父亲,误以为父亲要帮他说话。于是,在双方评理时故意说:“王书记你是看见的,是姜灿华先动手打人。”父亲回答说:“丙南哥,要我歪曲事实的真相,除非我妈把我生过。”就这样一句话还了姜灿华兄弟公道。点滴小事可看出父亲的品质。
    
    1970年3月,父亲因区委器重调白霓农修厂任厂长,那时的农修厂有职工60多人、在白霓区是出了名的难摊子,父亲上任后,注重与工人们交心谈心,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分析成因,寻找对策,亲自带头抓质量、搞创新,很快使企业面貌焕然一新,生产的脱粒机、磨苕机名噪一时,白霓农修厂多次获省级荣誉,父亲自然也成为白霓的红人。1984年,父亲调白霓城建办公室任主任,为白霓的规划、发展尽心尽力,同样留下骄人业绩。
    
    在别人眼里父亲不仅有学问、有能力、热心肠,而且豁达大度,但在我看来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记事以来,父亲总是默默地忙碌着,不是在单位,就是在家乡的责任田里。即便是一个人静静地呆着,也是看看报、翻翻书,很少与我们嬉戏,很少用言语来恭维我们、鼓励我们,来告诉我们为人处世的道理。至于买玩具、给零用钱更是“难逢难遇”。总之,小时候感觉父亲不仅“很冷漠”,而且很“吝啬”。
    
    当我告别了童年,面向青年时,父亲对我的态度依然没有多大改变。仍然在“吝啬”中“冷漠”,在“冷漠”中“吝啬”。多少次我兴高采烈地告诉他我的幸事,而迎接我的是一张平静的面孔。偶然一点奖励也是“怜兮兮”,偶然一丝鼓励也是“冷兮兮”。我参加工作的那天,父亲仍让我独自打包行李,他自己站在一旁看着,临走时才用手拍了拍我的肩,交给我一辆自行车和一身用旧的工作服,一句嘱咐的话也没有。为此很长一段时间,我抱怨父亲,总认为父亲冷酷,甚至怀疑有点厚此薄彼。
    
    然而,1986年发生的两件事让我重新认识了父亲,让我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4月,我因患大叶肺炎,在当地医院治疗了10多天,可就是不见效,本来就消瘦的我,已是皮包骨。父亲悄悄的请了假、凑了钱,快速将我转到了省城医院,由于医疗技术及设备的差异,我的病情很快好转,并得到了根治。在我住院的40多个日日夜夜,父亲守着我,一天也没有离开。由于劳累过度,父亲脸色腊黄,咳嗽不止,有时呼吸也困难,但他没有进行过任何治疗,从此落下病根。我的这场大病共花费医疗药费1200多元,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54元还要维持一家人生计的父亲,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他结账时爽爽朗朗,毫不吝啬。7月,镇上为奖励父亲为企业所作的贡献,决定给我家一个商品粮户口指标,当时的商品粮户口可谓“含金量”高。对这一不易获得的奖励父亲没有过多的考虑,而是直接上给了我。后来听母亲讲,父亲这是要一碗水端平:因为我为了给家庭减负分忧,成全兄妹的学业,主动“牺牲”自己。突然,我明白了,父亲“冷漠”、“吝啬”的背后藏着一颗多么公正的心、一颗多么深沉的爱!这种爱是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是一种无声的大爱!
    
    从夏到秋的日子,溢满相思的情丝,浓缩成一个个牵挂的铃铛,不时叮叮当当敲击心鼓。秋风,从岸杨上刮过,油绿的树叶悄然变黄,一片接一片地飘落。
    
    父亲已去,风范犹存。那张严肃的脸,那份无声的爱,如一面镜子,清清澈澈,照亮我的人生。(邓雁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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