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三国，朝纲之乱，可谓至矣尽矣，其一灵帝呼张让为“阿父”，宦官已经成了太上皇；其二赵忠、张让差人向破黄巾有功之人索金帛，不与者罢官并加罪，如皇甫嵩、朱儶、卢植、刘备等，皆受其祸，真是索贿满天飞；其三赵忠被封为车骑将军，张让等十三人皆封列侯，宦官专权；其四建议夫刘淘，径到帝前大恸：“天下危在旦夕，陛下尚与阉宦共饮耶！”帝呼武士推出欲施斩刑。“臣死不惜，可怜汉室天下四百余年，到此一旦休矣！”司徒陈耽入宫谏帝。刘谏议何罪受诛？帝答：“毁谤近臣，冒渎朕躬！”耽以头撞而谏，帝怒，皆下狱，是夜十常侍即于狱中谋杀之。帝在宦官眼中已无君仪之尊，却地地道道地成了傀儡。以致忠贞之士，大多弃官归田。

自古奸贼当道，忠臣遭殃。曹操刺卓未遂，旋即发矫诏招诸侯征讨。十七路诸侯应诏云集。由于各怀异心，使孙坚部不能按时得到粮饷，遭到兵损将亡，正好给敌人帮了大忙，十七路将军却奈何不得一个华雄。正在无计可施之际，却让一个县令的弓马手解了围。应该说在紧要关头，实是一件大功，却因一个专以军衔为选才取士标准的袁术，弄得盟主有功不敢赏，幸得曹操暗送酒肉去抚慰。

曹操在刺卓与讨卓两次无功之余，其义举深得上层贵族的敬仰。于是智谋之士，惯战之将，源源相投，民之归附，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又加以他绝出的军事才能和善于笼聚人才的本领。济北与黄巾一战，招降败军三十万。自此人才济济，战将百员，拥兵数十万，威名大震。继而献帝纳太尉杨彪之谏，招操入京，驱除催汜，成就大功。操继纳昭之谏，移驾许都。位极人臣，可以旋乾转坤。他曾说道：“苟天命在孤，吾其为文王知”，如以尊汉为前提，以文王为明鉴，辅佐少帝，以终其生。即是曹丕仍旧篡汉，也无损于他的伟绩。但他并不能以文王为鉴，而修其德，但却专务杀戮而不悔，威凌天子而不知止。如为父报仇时，不问屈直，欲将陶谦摘胆剜心，荡洗徐州。大军到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陶谦何罪，徐州生灵何罪？又如“宴长江曹操赋诗”中功勋素著的刘馥进言道：“丞相何出此不吉之言‘’，便死于他的刀下。其余如梦中杀人以及杀华陀、孔融、杨修等。当时和他过不去的都是汉朝忠臣。遇有大臣、国戚自宫内出，即引随从截查搜身，以妇人之心，行小人之事，实为正人所不取。衣袋诏一类的事，不能说无自招之嫌。六十一回中，孙权不是当面骂操为“汉贼”吗？因此曾数次引起汉家忠臣的异举，以致七八千人被杀。所以本书作者在目录中写道，称正平裸衣骂贼、国贼寻凶杀贵妃、伏皇后为国捐生、讨汉贼五臣死节、传遗命奸雄数终已有定论。倘不与汉家为敌，汉贼也就不会存在。

尽管时过境迁在1700年之后，郭老欲为曹操翻案，却因忠奸已定与功不抵过，又因被杀者全是汉家忠臣，竟成憾事。

再说武侯，未出隆中，先定三分。真千古一人，既出隆中，真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兵微将寡，居无定所，取了西川，刘备才有了些许资本。备失了荆州之后，不听谏阻，誓欲报二弟之仇，以致损兵折将，元气大伤，幸卧龙预先布下“八阵图”方得生还白帝城。此后先定南方，后出祈山。虽未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其忠贞之心，堪为千古典范。后主听信谗言，多次招回得胜之军。三司马逃生“上方谷”，武侯薨于五十四岁，皆是天意。司马徽曾言：卧龙得其主，不得其时。崔州亦曾言：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马超、关兴、张苞的早逝，以致西蜀元气大伤，也许是桓灵造孽过甚，天命既定，不可强也。

姜维继武侯之志，其忠贞之心，不减于武侯。他曾说：维在不容魏人来吞蜀，后主不明，以致有志不得展。

所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世出英雄”，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心所向才是统治者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如今三国早已离我们而去，无论是“桃园三结义”的兄弟情谊，“临表涕零”的忠诚之心，还是千里走单骑的豪迈，泪失街亭的悲壮，总之一切都过去了，往事如风，物是人非，但故事总是值得人们去评说，英雄总是值得人们去敬仰的。（吴德纯）